《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研究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次系统探究《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历史，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按照《申报》电影明星报道变化发展趋势，对《申报》电影明星报道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分期，归纳出《申报》每个历史时期电影明星报道的内容、形式和特征。二是运用新闻传播学理论观照《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发展历程，审视《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规律，阐释《申报》电影明星传播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三是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分析了《申报》明星报道对电影文化、社会观念影响的历史作用。从历史角度分析俗文化在上海的起因及其形成、扩散的过程，特别是其中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作用。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从研究的缘由、意义和目前研究的现状等方面展开。正文部分主要从《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历史、报道特点、影响等三个层次来论述电影明星报道。第二章是剖析《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历史，根据有无专刊报道明星将电影明星报道的历史分为零星报道、《电影专刊》报道和《游戏界》专刊报道三个时期。第三章从《申报》电影报道内容的娱乐化倾向、明星报道的炒作、电影明星报道的手法和电影明星报道的卖点等四个方面对《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特点进行归纳。第四章至第五章是《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影响，《申报》明星报道的影响分三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是《申报》电影明星报道对中国电影业发展的影响，第二个层次是《申报》电影明星报道对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第三个层次是《申报》明星报道对上海现代性观念的影响。文章结尾对《申报》电影明星报道正面和负面进行了总结。

余庆华（1971-- ），男，湖北鄂州人，新闻学博士，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娱乐新闻、传播心理学研究。

人类历史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十分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走向了现代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一系列领域中展示出了与过去时代不同的特质。比如现当代文化，就与过去的文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现象。其中,文化明星现象就是这种不同的表征之一。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生活中“明星效应”是一种耀眼的文化现象。无论户外巨幅广告上明星的照片,电视选秀节目的明星“导师”,还是大众报刊上明星的八卦、传闻,都能强烈地吸引公众的眼球，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会有青年去模仿；无论是电视媒体、纸质媒体、网络媒体上，只要与明星沾边的话题、活动，就会变成社会热点，造成五光十色的“媒介事件”。于是乎，搞经济的就借助明星推销产品，“代言人”的行当就迅速兴起，企业、公关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大众传播机构派出“娱记”，追踪明星的一言一行,加料炒作，许多电视、都市报、文化期刊走上了娱乐化的道路,开启了“眼球经济”的赢利模式；做文化产业的公司、部门，则精心选择“新秀”，百般包装“制造明星”，并以此去引领时尚、引导新潮文化，开辟出了一个个新的文化品牌......至于学界，做文化研究的，做传播研究的，做心理研究的，做社会研究的，做经济研究的等各方面的学者，都纷纷加入这一研究行列，对这种现象褒者有之，贬者有之，无所谓者有之......各种评价、理论不一而足，这里暂不为之结论，但需要肯定的是，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而存在自有它的合理性。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明星现象的来源问题，也就是中国的文化明星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它的兴起与大众传播媒体有怎样的关系,以及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明星文化？正是基于此点，余庆华博士抓住了这一学术界亟须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数年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专著《<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研究》，就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些问题，全面展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见解，读来发人深思。

我们知道，现代报刊的出现本身就是文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报刊它又是现代文化的见证人、记录者，是现代文化承载者、积极的推广者。1872年在上海创刊直到1949年终刊的《申报》，就是这样的见证者、推广者。它历经几个朝代，办报77年，是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多数历史事件。其中,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和文化演变就是它参与其中，并且成为一个重要的见证者。

早在19世纪末的晚清时期，商业性质的《申报》就从适应社会变化的角度，敏感地注意到了都市文化的新变化，1896年8月11日《申报》刊登了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的广告，这是它涉入中国早期电影刊登的第一个电影广告。之后，《申报》上电影和明星的报道就逐渐多起来了，后来还专门开设了娱乐专刊给予突出报道。研究者在讨论这种现象时指出，《申报》商业化的经营，就是以迎合市民趣味来吸引读者，一切以观众喜好为标准，“执笔者自不能不以迎合社会心理，为编辑标准。”也正因为迎合了社会心理，所以人们乐于购买。[ 张默. 六十年来之申报. 载《申报概况》]特别是到史量才办报时期，电影明星产生后，《申报》更热衷于电影明星的报道，尤其是明星的绯闻、丑闻、凶杀暴力等，以求轰动效应。当时的观众喜欢从《申报》中捕捉电影明星的风采，了解明星的私生活，以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就大大提高了《申报》的发行量，为《申报》赢得了大量的广告费。

余庆华在研究这种现象的时候，从大量、繁杂的史料中，梳理出了《申报》明星报道各个时期的特点，提出其第一阶段为电影明星的零星报道时期（1896年至1932年）。此时《申报》的电影明星报道刚起步，明星新闻仅是《申报》的一个点缀，编辑记者对电影明星的影响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业务上也还没有正确的明星报道理念。第二个阶段是《申报》的《电影专刊》明星报道时期(1932年至1937年)，此时它已将电影明星报道作为新闻的一个特定门类了，办刊者将所有电影明星报道放在《电影专刊》里，使用了比较成熟的报道技术，报道手法也逐渐多样，比如文字图片的结合，消息通讯的搭配等，对电影明星认识的观念也逐步现代化了。第三个阶段是《申报》的《游艺界》专刊明星报道时期(1938年至1949年)。由于抗战的原因，时局动荡不安，《申报》把电影明星报道作为娱乐大众的工具，麻痹了民众，粉饰了太平。动荡期的《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内容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报道业务还是不断走向完善的，报道的手法更加多样化。余庆华就是以这样的分期研究了《申报》电影明星报道发展的历程，这种分期是合理的，分析得透彻，有说服力。

除了纵向的历时性研究外，余庆华还对《申报》明星报道做了横向的归纳性研究，即把研究触角深入到明星报道的业务中,具体探讨报道的手法与特征。他认为《申报》作为一家民营报纸，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进入了明星报道领域，自然要报道电影明星的趣事，展示明星的日常生活，从各个角度反映明星的形象，可以说《申报》在这个过程中开启了新闻报道娱乐化的先河。作为当时的大报，《申报》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抓住某明星有关事件进行大“报”特“报”，肆意炒作，一个事情只要是与明星有关联，明星可以自己炒，报纸也可以找上门来炒，甚至捕风捉影都可以。为了增强明星报道的可读性，《申报》使用了一整套的报道策略与技巧，比如用事件亲历者的诉说打动读者，用细节描写感染人，以散文化的笔法展示文字的优美，使用情节式结构引人入胜等。在明星报道的卖点上，《申报》更是挖空心思，一是用“情”做文章，即突出报道的人情味，又善于煽情化的写作；另一个是用明星隐私做文章，即抓住读者的猎奇心理，派人专门刺探明星的隐私，像报道明星的住处、家庭，社会交往特别是有绯闻的朋友，身体状况、经济收入等等，以迎合市民的八卦口味，从而使这两个卖点成为《申报》明星报道在市场上致胜的杀手锏。正是因为有这些报道策略、报道手法，就使《申报》明星报道在上海很受市民欢迎，有很好的市场效益。余庆华在研究中有肯定，也有批判，分析很有见地，对今天媒体的娱乐报道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余庆华在研究中还指出,电影明星这一特殊的职业群体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之中，他们随着电影的诞生而逐步形成，并随着电影媒体技术的发展而扩大影响，甚至跨过时空的限制产生久远魅力。社会经济文化在20世纪初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电影明星的社会地位，特别是电影女明星，她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随着传播和科技的发展，有声电影逐步代替无声电影，娱乐产业成为社会经济中重要的产业之一，而电影明星在整个娱乐产业中影响巨大。娱乐产业的兴起造就拥有名车豪宅的明星一族，他们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与普通大众有着很大不同。人们喜欢他们，崇拜他们，享受着他们独特的艺术表演所带来的欢愉，他们耀眼的光芒促进了上海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作者的研究还认为，《申报》是现代性的载体，传播了现代性的观念，无论是其新闻、副刊，还是广告中的图文，都宣扬着现代性的生活观念，并促使了它们的流行,像卫生健康的观念,时装与流行的概念,男女地位平等的观念,学习外语、业余职业培训的风气,文明开化等等,而明星往往就是这些方面的先行者和示范者,通过这些明星报道,影响了市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一结论把研究对象置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因而非常深刻，提出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

从研究方法来说，本研究不满足于一般的文献检索与梳理，不满足于浅层次的认识，而是对《申报》上的原文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对文本进行了详细的内容分析，通过计量史学的数理统计，做出定量判断，揭示其中特有的趋势，以增强说服力。为了提高内容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研究者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设立了三级研究指标，比如电影报道的数量、电影报道内容涉及的电影明星报道内容等等。作者广泛占有第一手材料，进行了细致的甄别、整理，提炼出自己的观点，研究工作态度科学，结论可信。

作者第一次系统探究《申报》电影明星报道的历史，通过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历史与现实对比分析，力求在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大背景下，全面、深刻地揭示传媒与文化明星出现的关联性，挖掘出在这一现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因素；从社会文化发展角度分析传媒明星报道对电影文化、社会观念影响的历史作用，从历史角度分析俗文化在上海的起因及其形成、扩散的过程，特别是其中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作用。

做史学研究是需要耐心的，也需要细致的功夫，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我有幸作为余庆华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见证了他数年艰辛的研究工作，像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典籍，研究了一大批文化史、电影研究、明星研究方面的书籍，一页一页地翻阅《申报》，又全面地进行内容分析，这中间的艰辛、劳苦，非有对学术执著的追求和顽强的意志是不能胜任的。

在此专著出版之际，我祝贺余庆华博士研究成果的问世，也借此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值得一读的著作。
                                           
                                    申 凡
                                    2015年4月  武昌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