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逻辑：历史学家的语言的语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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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克施密特的著作《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发表于1983年。本书试图在哲学逻辑中追溯历史叙事的复杂性的根基，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叙述哲学的结构。作者考察了现有叙事研究方法的优缺点，提出和辩护了叙述哲学的三个基本论题。安克施密特的这部著作，对当代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领军人物之一、著名史学理论家、荷兰鲁尼根大学教授、《历史哲学杂志》主编

第二章

理想叙事

确定理想叙事是什么样子，会有助于我们对叙事性质的探究。如果有可能将所有偶然的成分和副现象从现在的叙事中清除出去，这种纯化过程的结果就是——我们希望——纯粹的或“理想的”叙事。对这种“理想叙事”的简单探讨可以产生出我们正在寻找的叙事的全部相关特性。事实上，许多关于叙事的理论都采用了这个“理想叙事”的方法。在这一章，我要考察这些研究的结果。

程序是这样的。首先，我要列举一些关于叙事的“约定定义(stipulative definition)”，[1]这些定义表现出不同作者关于“理想叙事”的直觉。然后，我将试图确定这些约定定义的优势和不足。

1.叙事回答所有问题

最初的（相当幼稚的）“理想叙事”定义是这样的：理想叙事是在其中（含蓄地或明晰地）对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关于相关主题可能发生的问题都给出答案的叙事。但是因此这个叙事就应当提供关于其主题的全面描述（对这一要求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本章第7节）。要避免这一显然令人不满的结果，并且至少给这个定义一个成功的机会，我们提议对叙事可能会引出的“内在”和“外在”问题做出区分。“内在”问题是由叙事自身引出的问题，比如它们可能是指叙事中可能出现的不一致性，或者是问根据历史学家引证的证据，一种与 叙事中给出的解释不同的解释是否应该成为首选的问题。内在问题只能基于 叙事中提到的事情提出，而“外在”问题则可以从一个能够想象得到的视角去 阐述．例如，阅读关于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和军事事件的一般性捕述，一个人可以问1915年俄国生产了多少奶酪，然而在这段对笫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解释中，并没有任何提示说奶酪的生产对那些事件进程的解释有任何关系。很难在所有情形中都将这两类问题区分开来，但是让我们设想我们可以在某个地方画出一条分界线来。我们现在可以消除外在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将会在第7节看到的那样，让一个叙事对所有它可以引出的外部问题都给出含蓄的或者明晰的回答是不合理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历史哲学家曾经采纳过这种理想叙事的观点，但是在其《自传》中，柯林伍德曾经很接近这一点。他写道：为了对文本做出正确的解释，我们应该始终了解它应当回答的问题。因此，有一种将文本（叙事）看做本质上是一连串问题（含蓄地或明晰地在文本中得到阐述）和答案的倾向。我们可以从这种对叙事的看法中推出这样的要求，即理想叙事应当回答其全部内在问题。

这个定义具有欺骗性，因为它将理想叙事与最具说服力的叙事等同了起来。说服的艺术是预先消除或者回答所有可能被提出的苛刻问题的艺术。当然，每一个合意的叙事中都应该出现说服的元素，因为如果我们阅读了一个叙事之后我们的问题比阅读之前更多了，我们就几乎没有理由对它感到满意；因此，上面的提议至少包含部分的真理，就和所有下面将要讨论的其他提议一样。然而，最具说服力的叙事并非一定也是最好的或理想的叙事。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到关于一个特殊主题的两个相互竞争的叙事，一个叙事对它的所有内在问题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回答，而避开了所有关于那个主题可能会问到的重要问题；另一个叙事则至少回答了一些这样的问题，尽管有时并不令人信服。

迫害女巫的历史作品提供了一个例子。在19世纪，像莱基（Lecky)这样的历史学家相信对女巫的迫害是迷信的神职人员之愚蠢和卑鄙的结果。这确实是一个具有一致性和说服力的解释。每一个熟悉中世纪晚期神职人员之道德堕落的人都很容易相信，这些不道德的、贪婪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并且利用 由女巫迫害所提供的民众心理的机会。用侦探小说中的术语来说：一旦贪婪，迷信的神职人员的范式得到认可，动机、手段和时机似乎就都在那里了。然而，尽管它有说服力，并且有防范所有后续问题的能力，肯定没有多少历史学

家仍然认可这种解释。几年前，基斯托马斯( Keith Thomas)出版了他的关于女巫迫害（特加是在英格兰）的令人赞赏的书，他指出他们是与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教条的去神化过程密切联系的。由于教会不再希望满足俗人对巫术的需要，俗人就将他曾经与住在俗界的教士相联系的巫术能力投射到了不幸的造物身上，这些不幸的造物就是后来中世纪晚期和16、17世纪的女巫。无疑，对女巫迫害的这种分析与它的19世纪前辈相比说服力要小得多：它引发了大量新的、至今仍然无法回答的问题。如：为什么教会要发起去神化的过程，为什么教会没有阻挡渴望巫术之大众选择的新出路，为什么巫术常常与年老的女人相联系，等等。然而，基斯托马斯无疑提供了一个比19世纪的研究好得多的关于巫术的叙事。当然，将托马斯的论辩与莱基的解释相结合的叙事会更有说服力。但是基于关于巫术的历史作品的现状，我们更倾向于选择较少说服力的分析，而不是较多说服力的分析。因此我们的例子表明，最好的或理想的叙事不必是最具说服力的叙事。因此，我们必须要拒斥定义理想叙事的第一个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