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谢子长（1897—1935），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经参与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曾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副总指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兼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政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1934年在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1935年牺牲。本书真实再现了谢子长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1993、1994、2011年出版过三本《谢子长》。

作者简介

　　张锋，原名张廷亮，1946年出生于甘肃庆阳西峰镇。毕业于西北师院中文系语文专修科。
　　1968年初在庆阳地区革委会参加工作。1970年底选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编辑8年；80年代先任中共庆阳地委报道组长、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成县县委副书记、陇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陇南地区文化处长、党组书记，从事党政工作14年；90年代初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工作，先后任办公室主任、供稿中心主任，2006年从新闻信息中心总编辑职位退休。
　　作者除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及地方党政工作外，还搞过地方志和党史研究工作，特别是对陇东及西北革命历史作过实地调查研究。主编过《南梁曙光》。著有《谢子长》、《民族英雄谢子长》、《西北星火》。

目　　录

第一章青少年时代(1897-1923)
一、小康人家的宝贝儿
二、“这个学生长大不得了！”
三、状告县长
四、在榆林中学的思想启蒙教育
五、教育救国行不通
六、斗争求生存
七、投笔从戎
八、求索
第二章办民团，掌握枪杆子(1924-1925)
一、老绅们错打了算盘
二、“谢青天”
三、帮助李象九成立学兵连
四、革命火种在陕北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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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谢子长》：
　　当地的驻军也随意向群众勒索什么维持费、修造费、粮秣费，购置军械费、棉夹单衣费、鞋袜费、开拔费、年节费等等。当地的官吏也乘机敲榨勒索，真是名目繁多。种了大烟的收烟税，不种的收白地税，养羊得上活羊税，杀猪得上猪头税，甚至栽棵树也得上树头税，还有各类巧立名目的摊派也接踵而来。他们还随意预征钱粮税款，民国十年就预征到民国十二年。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来这么多粮款缴税捐呢？缴不上，则被随意捆打。有的还被提上大堂，严刑拷打。有的冬天拷打后，拴在大堂外的石柱上，剥了衣服，浇上水，让活受罪，更令人气愤的是官兵吊打了人，还说是出了力，被打的人还得出挨打的“手棍费”。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说：“鬼门关里几道坎，一道更比一道难。官府打人常有理，百姓挨打还出钱。”官吏贪赃枉法，对于诉讼案想押就押，要打就打，不管是非曲直，谁有钱谁就有理。官、兵、匪互相勾结，残害群众，无恶不作。“土匪”来了，不见官兵的影儿（其实有些“土匪”就是官兵），“土匪”走后，官兵才摊粮要款，说是去打“土匪”，来后又重骚扰抢劫一空。老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被拷打，遭监禁、冤死的不计其数。
　　当时陕北最厉害的还有一种烟亩款。这是军阀官僚向农民勒索巨款的一个手段。他们开放烟禁，让农民种洋烟（即鸦片烟，当地群众称“洋烟”或“大烟”），又按地亩抽收罚款。无论种烟与否，均得按摊派的款数缴钱。安定县气候环境，宜于种洋烟。洋烟赚钱利大而又容易收获，农民便将所有水地和山湾沟滩的好地，都种了洋烟。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每年六七月间洋烟成熟了，农民便发愁了。井岳秀派出的提款委员带领大批提款人员到各县，和县府区乡贪官污吏勾结，乘机敲榨勒索。委员超征有奖，县长超缴提成。结果农民种一亩洋烟，得缴纳五至十亩的税款，当时规定每亩缴烟税十元零二角，实则要缴纳五十至百元。不种的也得缴款。这些提款委员，连淫乱的妓女也得由县府给找。所有官兵人马，均待若上宾。这些家伙把敲榨搜刮来的钱，再以每月二三十分的高利贷给缴不起款的穷人。这样钱又可以生钱。不用说这些提款大员，就是跟随的兵卒马弁，跟上提一回款也能勒索百把十元以至上千元。当时安定县就流传着“洋烟蛋蛋多，没有收税的官吏多；洋烟水水苦，没有烟农的生活苦”的民谣。那时节，商人门前一般贴的对联是：“满树梅花放出无穷的生意，一渠活水流来不尽的财源”，有人就改写成“满地烟花放出无数的苛捐杂税，一群乘马驮来不尽的提款委员”来讽刺当时的捐税之多，官兵勒索之甚。
　　农民被迫无法，便不得不向豪绅富户高利借贷了。高利贷息最少五分，最多一角，到期缴不上，即将利作本，继续生息。这样，驴打滚，利生息，就成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只好卖儿卖女，有的连老婆都卖掉了！
　　灾难深重的陕北人民啊，在水深火热中呻吟、挣扎！

《谢子长》： 
　　当地的驻军也随意向群众勒索什么维持费、修造费、粮秣费，购置军械费、棉夹单衣费、鞋袜费、开拔费、年节费等等。当地的官吏也乘机敲榨勒索，真是名目繁多。种了大烟的收烟税，不种的收白地税，养羊得上活羊税，杀猪得上猪头税，甚至栽棵树也得上树头税，还有各类巧立名目的摊派也接踵而来。他们还随意预征钱粮税款，民国十年就预征到民国十二年。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来这么多粮款缴税捐呢？缴不上，则被随意捆打。有的还被提上大堂，严刑拷打。有的冬天拷打后，拴在大堂外的石柱上，剥了衣服，浇上水，让活受罪，更令人气愤的是官兵吊打了人，还说是出了力，被打的人还得出挨打的“手棍费”。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说：“鬼门关里几道坎，一道更比一道难。官府打人常有理，百姓挨打还出钱。”官吏贪赃枉法，对于诉讼案想押就押，要打就打，不管是非曲直，谁有钱谁就有理。官、兵、匪互相勾结，残害群众，无恶不作。“土匪”来了，不见官兵的影儿（其实有些“土匪”就是官兵），“土匪”走后，官兵才摊粮要款，说是去打“土匪”，来后又重骚扰抢劫一空。老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被拷打，遭监禁、冤死的不计其数。 
　　当时陕北最厉害的还有一种烟亩款。这是军阀官僚向农民勒索巨款的一个手段。他们开放烟禁，让农民种洋烟（即鸦片烟，当地群众称“洋烟”或“大烟”），又按地亩抽收罚款。无论种烟与否，均得按摊派的款数缴钱。安定县气候环境，宜于种洋烟。洋烟赚钱利大而又容易收获，农民便将所有水地和山湾沟滩的好地，都种了洋烟。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每年六七月间洋烟成熟了，农民便发愁了。井岳秀派出的提款委员带领大批提款人员到各县，和县府区乡贪官污吏勾结，乘机敲榨勒索。委员超征有奖，县长超缴提成。结果农民种一亩洋烟，得缴纳五至十亩的税款，当时规定每亩缴烟税十元零二角，实则要缴纳五十至百元。不种的也得缴款。这些提款委员，连淫乱的妓女也得由县府给找。所有官兵人马，均待若上宾。这些家伙把敲榨搜刮来的钱，再以每月二三十分的高利贷给缴不起款的穷人。这样钱又可以生钱。不用说这些提款大员，就是跟随的兵卒马弁，跟上提一回款也能勒索百把十元以至上千元。当时安定县就流传着“洋烟蛋蛋多，没有收税的官吏多；洋烟水水苦，没有烟农的生活苦”的民谣。那时节，商人门前一般贴的对联是：“满树梅花放出无穷的生意，一渠活水流来不尽的财源”，有人就改写成“满地烟花放出无数的苛捐杂税，一群乘马驮来不尽的提款委员”来讽刺当时的捐税之多，官兵勒索之甚。 
　　农民被迫无法，便不得不向豪绅富户高利借贷了。高利贷息最少五分，最多一角，到期缴不上，即将利作本，继续生息。这样，驴打滚，利生息，就成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只好卖儿卖女，有的连老婆都卖掉了！ 
　　灾难深重的陕北人民啊，在水深火热中呻吟、挣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陕北人民是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的，早在隋朝年间，刘迦论在延安聚众十万反抗荒淫昏暴的隋炀帝。明朝末年，震撼全国的闯王李自成，就是陕北米脂人。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在陕北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打向全国的。远的不说，单从辛亥革命后，在安定县就发生过两起农民造反的事。 
　　陕北土地辽阔，有养羊的便利条件。贫苦的陕北农民一靠羊粪往地里上，二靠羊皮、羊毛卖点钱，解决吃盐穿衣问题。养羊，在陕北很普遍。但狠心的官府，连老百姓的这点生存权也不给。他们又巧立名目，设立了羊圈税。即每个农户每年在羊圈内，将羊数点清，每只羊收六个铜钱的羊圈税。然后再分次收皮毛捐、屠宰税、交易税、出境税等等。一只羊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呀，光这捐税能付得清吗？养着，除了上羊圈税，又得交皮毛捐；杀了，得上屠宰税；卖吧，得上交易税；送给人吧，还得上出境税。老百姓哪有个活路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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