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文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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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6年01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11726537
  • 丛书名:徐贲作品
作者:徐贲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年01月 
编辑推荐

一、徐贲先生客居美国,却以**的热诚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的兼具思想性和时事评述性的评论文章以极大的频率出现在国内**影响力的严肃、深度公共媒体上。曾入选为2009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写作常围绕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

二、徐贲先生在这本文集中,从人的存在价值和与之相称的、有尊严的公共生活来思考记忆,由此提出:人为什么记忆?记忆什么?以何种形式记忆?偏重什么记忆对象?如何在记忆中汲取人类共同的教训?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作者而言很重要,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更为重要。作者在书中探讨了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哈维尔等人对人类历史上人道主义灾难的“政治教训”记录,这些思想者都坚持人的公共存在,作者警醒世人:没有成为公共政治思考的个人道德思考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多余的声音,然后被人忘却。

三、徐贲先生在书中还谈到了“见证”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

 

1、对于人类经历的共同灾难,记忆研究*关心的不是人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应该记住什么。记住过去的灾难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避免在未来产生新的灾难。

2、 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见证”。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比想象得远远浅薄和错漏,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重新阅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正视对历史和过去的背叛,恢复对历史原貌的理解。

 

 
内容简介

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有道德责任”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也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我写《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初衷是提供一些与人道灾难有关的历史知识,并提醒一些与记忆伦理、道德思考和价值抉择有关的问题。这个初衷至今没有改变。然而,不幸的是,新一代人对历史灾难的知识与思考和抉择之间的脱节与错乱,比我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更严重了。此次再版也许正是一个再次提醒这些问题的机会。

作者简介

徐贲 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写作领域为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已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等,并编有《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父亲徐干生的回忆文集)。

目  录
前言
序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第一辑 政治和存在主义

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往事和争议:《艾克曼在耶路撒冷》
抗恶的防线:阿伦特论“思想”和“判断”
公民政治和文学的阿伦特
公共视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
世界公民和理性破碎的世界:雅斯贝尔斯的普世主义信念
存在主义在美国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存在主义政治的分歧
媒体评论
在当代汉语学者中,徐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怀远超过国内许多学者。
徐贲人在国外,熟悉国际上前尚学术思想成果,同时拥有最为恰当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现实感。他绵密晓畅的行文,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把问题讲清楚的典范。他的这本书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崔卫平
(他)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许纪霖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新版序 :灾难创伤和集体记忆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布拉特(David W. Blight)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人类历史的第二次“记忆潮”(memory boom)。第一次记忆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种普遍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心态。与第一次记忆潮相比,第二次记忆潮的特点是,许多记忆都与20世纪发生的历史灾难、创伤和“社会罪恶”有关,因此也都特别关乎人道灾难、受害者、加害者及其责任、集体记忆、记忆和反记忆的冲突等问题。与此同时,特定制度下的商业利益正在与民族主义结成不神圣同盟,积极地对灾难和创伤记忆进行“无害处理”,并制造消解创伤记忆的光明神话和反记忆。这使得创伤记忆在今天的记忆争夺中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需要我们对“记忆伦理”有所思考——人们有责任记住过去的一些什么事情?对这样的记忆应该或不应该做些什么(是去维护还是加以抹杀)?只有记忆的伦理才能帮助我们思考和回答这样的重要道义问题。
2012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的一场答记者问时说,在“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今天,关于“文革”的记忆中存在着许多记忆与反记忆之间的意义争夺。例如,今天为了提防“文革”隐患,记忆的是“人治大于法治”或“一个人的政治”的教训,反记忆记取的则是“魅力型个人的坚强有效领导”的经验。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记忆争夺——记忆:“暴民群众和民粹运动”,反记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记忆:“愚民盲从”,反记忆:“革命觉悟高”;记忆:“语录歌、样板戏洗脑”,反记忆:“红歌振奋精神”。看到今天仍然存在的“文革”隐患,是把“文革”当作一个对今天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训”。这和眼下有些人把“文革”当作一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当作一个匡正各种时弊的价值资源和成功“经验”是显然不同的。
同样,2012年4月,俄罗斯发生了所谓的“斯大林笔记本”事件。俄罗斯“阿利特”出版社发行“斯大林笔记本”,在俄国的一些书店热卖。这个笔记本的封面上是斯大林身穿元帅服的照片,胸口挂满了勋章,非常英武挺拔。在发行之前,俄国就已经有了关于这个封面的争议。俄国历史学家和记者斯瓦尼泽说,笔记本上斯大林的形象如同英雄,这会误导学生。尽管民间人士不断提醒政府,这个笔记本封面可能对青少年有历史误导的影响,但俄罗斯科技和教育部长弗尔辛科说,他反对把斯大林当作学生笔记本的封面,但他无权禁止这些笔记本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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