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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争论说，文化是全球化为人所忽视的一个方面，约翰·汤姆林森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系统地探讨了有关全球化各种争论中文化的中心性问题。他的论述简介明确，令人耳目一新，行文前后连贯、条理清晰、通俗易懂。
——麦克·费瑟斯通，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内容简介

全球化现在是人们的热门话题，但各种争论总是锁定在某些特定的学术话语之内。本书首次引入了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解全球化问题。
本书首先分析了全球化进程和当代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分析同有关社会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的相关争论联系在了一起。本书的核心，是对全球现代性复杂的、模棱两可的活生生的体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汤姆林森认为，我们现在能够在文化体验和区域地方之间的联动中看到一种消解的普遍模式了。作者把这种体验的不均衡性质和第一与第三世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还探讨了文化的杂交化的问题，以及在这种非领土扩张化进程中通讯与传媒技术的特殊作用等。《全球化与文化》最后讨论了世界主义的文化政治的问题。

目　　录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中文版序言
译序
第一章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化：复杂的联结
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维度
为什么文化对全球化至关重要
为什么全球化对文化至关重要
第二章全球的现代性
作为历史阶段的全球的现代性
全球化：现代性的后果
对全球的现代性的怀疑
结论
第三章全球文化：梦想、恶梦与怀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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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文版序言今天早上我手上这份报纸的主要社论，集中谈论的是中国为庆祝建国50周年而召开的大会。该报对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军事阅兵进行了报道，与此同时，人们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庆祝形式，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何关联呢？在这相关的报道中，全球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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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多维性
多维性（muhidimensionality）与复杂的联结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由全球化所确立的各种联动的复杂性引发了许多现象，使得社会科学家倾其脑力进行了划分和分类。现在，我们对此种分类已经很熟悉了，并且也是这么来划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的、环境的、文化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全球化在人们的争议声中，却混淆了这样的分类。
举个环境方面的例子吧，比如在烟喷雾或是冰箱中由于使用氯氟碳（CFCs）导致臭氧耗尽的问题。人们对这些化学物质引发的、应该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后果达成了共识。这实际上是全球问题的一个主要例证，正如斯蒂文·亚利（Steven Yearley）所说，它涉及到了“地球的压缩”的问题。它带给人们的是这样一种感受：某些主要的（如果不知其名的话）罪犯——他们是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密集地区的除臭剂的使用者和家具油漆喷雾器——在制造污染，这种污染能够“完全破坏[他们的]邻居的环境，虽然其邻居在地球上与它相距有数千英里的距离”——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在南极和北极地区（亚利，1996：27）。在这种直接的地理学意义上，CFC问题当然是联结的例子之一，但就其复杂的结果而言，它同时也是连接了一系列阐释性话语的例子之一。它显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为此，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使用其它化学制品——很快就出台了。但是，在采用这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时，为努力达成一个限制使用CFC的协约——即1987年的“蒙特里尔草约”——竟引发了一大堆的国际政治问题。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在使用CFC产生了经济效益的国家、与仅只是CFC产品的消费者的国家之间，分歧暴露无疑。这类问题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利益之争中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第三世界对经济援助的普遍的依从性，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而发达国家也把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援助变成了一种刺激手段，比如印度等国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向非CFC技术转换的（亚利，1996：107ff）。因此，CFC问题连接着政治、法律、科学、环境—道德与经济等等的话语体系。另外，人们还有这样一些感受，它同样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问题：比如，它涉及到了文化感性（“绿色思维”）的转变问题，因为人们开始把自身生活方式的世俗的方面，同在全球的结果联系起来看待了，或者说，它产生了文化实践的转变，例如：日光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件有害健康的事，同发达国家最富象征意义的恐惧之一——癌症的恐慌——挂上了钩。

全球化的多维性 多维性（muhidimensionality）与复杂的联结的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由全球化所确立的各种联动的复杂性引发了许多现象，使得社会科学家倾其脑力进行了划分和分类。现在，我们对此种分类已经很熟悉了，并且也是这么来划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的、环境的、文化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全球化在人们的争议声中，却混淆了这样的分类。 举个环境方面的例子吧，比如在烟喷雾或是冰箱中由于使用氯氟碳（CFCs）导致臭氧耗尽的问题。人们对这些化学物质引发的、应该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后果达成了共识。这实际上是全球问题的一个主要例证，正如斯蒂文·亚利（Steven Yearley）所说，它涉及到了“地球的压缩”的问题。它带给人们的是这样一种感受：某些主要的（如果不知其名的话）罪犯——他们是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密集地区的除臭剂的使用者和家具油漆喷雾器——在制造污染，这种污染能够“完全破坏[他们的]邻居的环境，虽然其邻居在地球上与它相距有数千英里的距离”——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在南极和北极地区（亚利，1996：27）。在这种直接的地理学意义上，CFC问题当然是联结的例子之一，但就其复杂的结果而言，它同时也是连接了一系列阐释性话语的例子之一。它显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为此，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使用其它化学制品——很快就出台了。但是，在采用这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时，为努力达成一个限制使用CFC的协约——即1987年的“蒙特里尔草约”——竟引发了一大堆的国际政治问题。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在使用CFC产生了经济效益的国家、与仅只是CFC产品的消费者的国家之间，分歧暴露无疑。这类问题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利益之争中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第三世界对经济援助的普遍的依从性，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而发达国家也把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援助变成了一种刺激手段，比如印度等国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向非CFC技术转换的（亚利，1996：107ff）。因此，CFC问题连接着政治、法律、科学、环境—道德与经济等等的话语体系。另外，人们还有这样一些感受，它同样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问题：比如，它涉及到了文化感性（“绿色思维”）的转变问题，因为人们开始把自身生活方式的世俗的方面，同在全球的结果联系起来看待了，或者说，它产生了文化实践的转变，例如：日光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件有害健康的事，同发达国家最富象征意义的恐惧之一——癌症的恐慌——挂上了钩。 类似这样的例子表明，就其本质来说，全球化现象是复杂的和多维度的，对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社会的概念框架构成了一定的压力。然而，假如对这类现象的所有方面同时做出说明有困难、而学术的学科力量在知识的组织方面也有不足之处的话，那么，有人总试图坚持要从“一维的”（one-dimen-sional）的角度去说明全球化，就不那么令人感到奇怪了。人们从各自迥异的思想传统来谈论全球化问题，而且会带有不同的先人之见和各有其来源的原则，这虽然可以理解，但它会把问题的复杂性强行拉回到相对的“单纯性”上去，比如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这样一些主导性的概念，就往往把它们简单化了。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多维性的话，这类描述就无疑是曲解了全球化了：失去了复杂性，你也就无法把握整个现象。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地考虑两种研究方法，它们的分析及其政治学说各异，但从全球化在经济的单一领域内的概念化来看，这二者又是形影不离的了——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现象。 第一个方法取自公司商业策略的相关文献。在该领域最多产的作家之一、日本的商业战略家肯尼奇·奥赫玛（Keni-chi Ohmae）认为，从资本主义市场的观点来看，民族国家跟全球化越来越不相关联。他声称，“在一个全球经济的体系内，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变成了非自然的、甚至是不大可能存在的商业单位了。”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我们应该考虑的世界，是一个区域经济的世界，“在此，所有的一切才能发挥效能、真正的市场才能繁荣兴旺”：“能够对[上述结论]作出说明的，并不是各自政治边界的定位，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内，它们恰恰成为了有着适当的规模和范围的、真实自然的商业单位。正是这些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及其连接——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奥赫玛，1995：5）。 在这样的话语范围内，把世界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商业机遇的倾向是不足为怪的。对于像奥赫玛这样的人来说，上述看法仅只是在他们个人推论的领域内对全球化概念的一种理解罢了——虽然相当牵强、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还是前后连贯的。然而，它并不象看上去的那样具有独立性，因为这种话语已经不可避免地涌入了其它领域之中。奥赫玛不仅对具有广泛争议的民族国家体制的政治领域作出了断言（安德森，1995；麦格鲁与刘易斯，1992；塞尔尼，1996），而且把这个话题还引入到了文化话语之中。比如，他认为，全球市场正在形成一种“跨国界的文明”。这个论断是基于下述（可预言的）相关主张之上的，即“消费者品味与爱好的趋同现象”：“全球统一品牌的蓝布牛仔裤、可乐，还有时髦的运动鞋”（1995：29）。但他在超越了这个单纯的消费趋同现象的论题后进一步指出，目前正在产生一种更为持久的文化的/代际间的分裂现象。比如在日本社会之中，“玩儿宁坦多的孩子”——1990年代的日本少年——学会了一整套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的洞察力与社会价值观。他认为，这一代人很少接受日本传统的权威和国教的观念，在文化上更具开放性、怀疑性和独创性：“一切都可以探究、重置、重新编程……最终，一切都是开放性的，可以再做选择、重新开始、再次创新——而且都是大胆的尝试”（第36页）。奥赫玛声称，这种变革来自于联结的技术性模式：使用电脑、玩电脑游戏与互动式的多媒体：以此“可以观察一个你根本没有见过面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看他们是怎样通过编程风格显示其个性和思维方式的”（第37页）。 奥赫玛的分析框架的单维性（unidimensionality），加重了他所使用的文化推理的色彩。他在日本青少年身上所发现的价值观，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了，而他所描绘的也不过是一幅可以预言的、一切都趋于至善的、“当今跨国界文明的新熔炉”的图画而已。但是，这里的舛误决不仅仅在于意识形态方面：它包含了社会学简化论（reductionism）和单一因果的逻辑性问题，因为它仅只是使用了一维的方法。 对奥赫玛及其立场的最严厉的批评，某些是来自于赫斯特（Hirst）与汤普森（Thompson）的论著《争议中的全球化》（1996），他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论题作了怀疑论的分析。赫斯特和汤普森特别对经济的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与民族国家的多余性（redundancy）这些相连的概念提出了挑战，正如在“诸如奥赫玛这样极端的全球化理论家”（1996：185）笔下所描述的那样。无须对他们的批评作详尽的考察我们就能注意到，他们在建构理论时所使用的都是一些狭隘的、只有自我意识的词汇。赫斯特与汤普森原则上都属于一维的分析家，他们故意把全球化定义在经济学的功能上。 在讨论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时，象奥赫玛这样的思想家都把它视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1996：2），而赫斯特与汤普森却格外小心谨慎地指出了他们批评的局限性。他们意识到了全球化所拥有的“庞杂而各异”的文献，以及来自不同学科语境进程的不同的理解。但尽管这样，他们依旧宣称，针对经济维度的批评，对全球化其他方面的理解来说，同样是致命的：“我们相信，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经济的观念，那么，在文化与政治领域所引出的许多的其他结果，要么是无法证实的，要么就变得不再具有威胁性了”（第3页）。但很显然，这将倒向一种简化论，即经济在此之前就驱动了一切。赫斯特与汤普森口头上说得很好听，他们倾向于“全球化是多形式的（multiform）”概念，但却又忽视了这个概念的所有的含义，他们假定，全球化理论的整个大厦就建立在他们所批评的、某种经济地位“站不住脚的假想之上”。 事实上，未能去寻求全球化的多维性本质，对他们所主张的全球化具有“神话般的”性质而言有着直接的后果。因为他们继续争论说，接受有关全球资本主义大国扩张的主张在政治上是残缺不全的，“人们只能把‘全球化’的政治影响称之为是过度缩减期待的反常现象罢了……我们有这样一个神话，它在面对当代经济力量的时候，夸张了我们无助的程度”（1996：6）。这种说法倒是恰如其分的。类似的争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它指向全球化的修辞时更是如此，这种全球化的修辞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为是跨国资本主义不受限制的权力。但是，要在这些狭隘的经济词汇范围内接受全球化的定义，就是要共同使用他们所批评的立场的一维性。因为如果要依照同时的、复杂的相连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等领域内理解全球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包含了方方面面的矛盾、各式各样的反抗与抵制的力量。确实，把全球化理解为是包含了各种对立的原则与倾向——地方与全球、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一种“辩证法”，现在是十分普遍的，特别是在有关文化问题的叙述方面更是如此（阿克斯福德，1995；费瑟斯通，1995；吉登斯，1990；霍尔，1992；拉希和厄里，1994；罗伯逊，1995；斯克里伯尼-莫哈麦迪，1991）。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要去降低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在其生产、流通及商品消费的各个时期的原动力，对我们日渐增长的相互联系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说，跨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是把握全球化的唯一通道。 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全球化的复杂相连的多维性的话，它对一种“文化的研究方法”来说喻示着什么呢？ 把复杂的联结和现代性联系起来的最基本的论点是说，它仗只是在现代的历史阶段之内来定位这些现象的。总的来说，这个论点集中于关键的现代制度的历史面貌之上，它声称：只有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城市主义、一个发达的民族国家制度、大众通讯等等之中，才能出现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特征的复杂网络。比如，有人可能认为，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特殊的扩张主义的本质中，在寻求越来越广泛的市场过程中，使之突破了任何地方性的范围。但是同样，也仅只是在现代工业生产的语境中，才可能出现使距离被“吞没”的技术性发展——机械化运输、电信传输、信息技术。在一个单纯、但仍旧很重要的意义上，如果把现代性理解为是上述制度的连系（nexus），那现代性就是全球化最基本的历史“语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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