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的成果之一，亦获得国家“985工程”重点项目资助。内源发展，立足于当地的生态和文化，倾听发展主体的声音，尊重当地人的发展权和发展的自由权，探索中国西部地区内源式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应广大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的要求，导致了发展理论的产生。但是这种“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内生和自发的，而是对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发达国家已有模式的反应或“复制”。“发展即铺设道路，好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典型环境：工业化、高度都市化和高度普及高等教育、农业技术化，对现代化价值观和法则的广泛接受，包括特定的秩序、理性和个人目标。这种意义的发展既承认又否认差异的存在：第三世界的存在体现着差异，而发展则正是消灭差异的机会。”因而在第三世界发展实践中，这一发展思路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民族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失衡、失业、分配不公、都市畸形发展、社会两极分化等等。针对这些发展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那些在发展机构内工作以及在人类学部门为发展领域内的应用人类学培养人才的人类学家，提出了如参与式发展、内源式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认同，以及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应广大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的要求，导致了发展理论的产生。但是这种“发展”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内生和自发的，而是对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发达国家已有模式的反应或“复制”。“发展即铺设道路，好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典型环境：工业化、高度都市化和高度普及高等教育、农业技术化，对现代化价值观和法则的广泛接受，包括特定的秩序、理性和个人目标。这种意义的发展既承认又否认差异的存在：第三世界的存在体现着差异，而发展则正是消灭差异的机会。”因而在第三世界发展实践中，这一发展思路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民族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失衡、失业、分配不公、都市畸形发展、社会两极分化等等。针对这些发展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那些在发展机构内工作以及在人类学部门为发展领域内的应用人类学培养人才的人类学家，提出了如参与式发展、内源式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并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认同，以及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