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13位中国权威学者全面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经济就此将发生怎样的转变？）

　　《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内容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改革60条”能否重启中国经济，将中国带到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改革再出发，这一次与以往历次改革在方向、目标、方法上有什么不同？13位中国经济学界权威学者，以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视角，为读者一一揭开隐藏在《决定》条文背后的意义。
　　《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本中国经济类书籍。

　　为什么要有“改革六十条”/ 汪丁丁
　　为什么要有“改革六十条”？因为，顶层与基层达成改革的共识之后，最大的阻力来自中间——积重难返的中间层，他们远比顶层保守又远比基层凶狠。所以，中国的改革，往往需要“顶层设计”，非如此而不能摧毁中层阻力。并且，顶层的设计必须在各领域、各主题有足够明确的改革方针，否则就被中间层扭曲，用来维护或强化既得利益。
　　为什么改革动力只能源于基层和顶层？因为社会矛盾最终集结为顶层感受到的政治压力，中间厚重的官僚群体本质上只有压力上传和下达的功能。
　　事情当然远比上述的复杂许多。例如，顶层的结构，据我的观察，不是铁板一块，从来不是。尤其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规则政治而是人情基础上的政治，犹如中国的理从来不是“法理”而是宗法基础上的“情理”。所以，中层的利益派系必定要反映为顶层关系——“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我常想的一项研究工作，与口述党史密切相关，采取的方法称为“网络社会科学”方法。这样，我们可能更科学地描述权力结构及其代际变迁。
　　在很多年里，我记得第一版《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结尾处（但目前的版本都没有这一结尾），费正清写过一项预言：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最沉重包袱就是官僚政治的包袱，很难相信目前的政权能够长期回避这一问题。可惜，我始终找不到这段文字，以致我必须怀疑它是否存在过。好在它表述的这一判断，十分真切。例如，王亚南写过《中国官僚政治》，费孝通和吴晗写过《皇权与绅权》，都可支持这一判断。尤其是皇权与绅权的探讨，让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乡绅阶层的消失，极大强化了官僚政治的官僚性。因为，绅权代表局部利益，以往的政治，有许多冲突着的局部利益，通过绅权上传至顶层。宗法基础消失之后，法律——它要求“齐一性——倾向于取消局部利益，而齐一性的最佳执行者就是官僚——俾斯麦意义的“好官僚”（而不是贪腐官僚）。因此，中共改革需要破除的官僚阻力，远比以往的政权要强大许多。也因此，任何“六十条”，看起来都是必需的，比任何简约但符合“法”的消极本质的“十条”更符合中国政治状况。
　　最后，或许我要引述休谟政治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两害相争的时候，受害者受益较多。所以，与一种威胁相比，我们希望引入与它竞争的另一种威胁。你知道为什么英国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最好？因为，在几百年里，王权不得不与平民结盟以平衡来自国内外贵族的政治压力，同时，贵族也希望与平民结盟以抗衡王权。于是，中间投票人定律就开始起作用，最终导致普选制和政治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