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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8位省部级高官、学者谈经济发展与改革。
　　2009年危机四伏，站在历史的节点，制胜中国未来经济，我们需要新事实与新视角。

内容简介

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否就一定了解这片大地？我们经历了三十年是否就天然熟识这段岁月？改革开放三十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复制的伟大成就，它源于痛苦的现实和反思，起于大刀阔斧的革新，承自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迎来持续增长繁荣的中国奇迹。为此，《第一财经日报》刊发系列报道，从亲历改革的众多省部级干部到走在学术前沿的知名学者，他们对历史细节和事实的回忆、对当下和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思索，汇集成了国人共同经历的岁月，也造就了这部交织着现实与历史跌宕旋律的书稿。

目　　录

序言听，历史的回声
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回忆改革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1978年西行记
原四川省计委副主任刘兆丰、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回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与首钢承包
　“一块石子入池塘”
原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袁文平回忆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萌发
　让价值规律改变“棉花站岗，红薯睡觉”的土壤
原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张毅回忆乡镇企业改革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前前后后
原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邹国忠谈苏南乡镇企业
　再解苏南建议成立中小企业总局
原深圳市政协主席周溪舞回忆深圳特区设置之初的经济体制改革

序言听，历史的回声 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回忆改革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1978年西行记 原四川省计委副主任刘兆丰、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回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与首钢承包 　“一块石子入池塘” 原四川省经济学会副会长袁文平回忆学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萌发 　让价值规律改变“棉花站岗，红薯睡觉”的土壤 原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张毅回忆乡镇企业改革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前前后后 原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邹国忠谈苏南乡镇企业 　再解苏南建议成立中小企业总局 原深圳市政协主席周溪舞回忆深圳特区设置之初的经济体制改革 　从打破“铁饭碗”到取消粮票 原福建省省长、原国家商业部部长胡平 　改革开放的回忆 原商业部副部长张世尧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体制改革 　流通体制改革如何落子 原国家物资部副部长陆叙生 　价格双轨制“跷跷板”：中国企业首次集体感受市场魅力 原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回忆深圳证券市场建立前后 　证券市场，从考验中走来 原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钟起瑞 　我所亲历的货币信贷体制改革和三次通货膨胀 原财政部部长、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 　回顾中国财政改革15年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 　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不能延缓 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秦池江 　市场、政策“两手抓” 农村金融迎最好发展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原央行非银司司长夏斌 　信托业大整顿“整”出的金融强国改革发展逻辑 原上海市副市长庄晓天、原上海计委副主任裴静之的资本市场回忆录 　上交所成立始末与法人股B股的由来 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 　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 原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江波细数蛇口改革开放成功经验 　大胆改革，大胆用人，大胆创新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宏观调控30年警惕“超短期化”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中国奇迹”谜底是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 　不能因过去30年好环境而低估全球经济周期调整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我倾向用“自主制度创新”而不是“转轨”描述改革30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 　战略性行业不能被外资控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 　30年农业改革实质化解粮食安全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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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1978年开创了中国又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的起点是广大农村，是亿万农民，而安徽无疑是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在安徽，农民推动改革的同时，“省委六条”与“借地度荒”等措施直接提出或鼓励了一系列超前做法。
黄璜同志曾于1983～198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之前在基层工作多年，并于1978～1979年任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参与领导了该县的农村改革。他和领导及同事在“无为”共求“有为”，努力破解“无为”二字。
时隔30年，2008年1月和6月，现年75岁的黄璜同志在北京家中数次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了无为县的往事。
“省委六条”
《第一财经日报》：据您的观察和体会，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安徽农村的整体状况如何？
黄璜：那时正处于“文革”中，虽“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但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比比皆是，就是地处江淮丘陵的合肥周围，来自凤阳、定远等地的逃荒要饭人群也是络绎不绝。那时我正下放在临近合肥的肥西，充当“五七战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农民和灾民常有接触，对他们的处境感受至深。
安徽这种状况的产生，不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是干部不干事，也不能说老天存心不帮安徽人民的忙，而是在于极“左”路线的翻版——“两个凡是”的影响，这才是种种苦难的根源。
我是1953年从上海调进安徽的，曾在省、地机关和县、区、社的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和基层干部群众有广泛的联系，比较了解他们，他们多是敢为天下先、能干大事的人。
《第一财经日报》：百姓后来都说“要吃米，找万里”。万里同志到安徽后和战友们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推行农村改革吧？
黄璜：对。粉碎“四人帮”第二年的6月，东山再起的铁道部原部长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组建了新的省委，除了调进顾卓新、赵守一等担任省委领导外，长期在安徽担任省委领导工作的李世农、张恺帆和王光宇等同志也“官复原职”，他们都是安徽农村改革的发起人，也像万里同志那样，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形象。
在万里同志的多项决策中，最为突出的是推行农村改革。

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 1978年开创了中国又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的起点是广大农村，是亿万农民，而安徽无疑是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在安徽，农民推动改革的同时，“省委六条”与“借地度荒”等措施直接提出或鼓励了一系列超前做法。 黄璜同志曾于1983～198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之前在基层工作多年，并于1978～1979年任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参与领导了该县的农村改革。他和领导及同事在“无为”共求“有为”，努力破解“无为”二字。 时隔30年，2008年1月和6月，现年75岁的黄璜同志在北京家中数次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了无为县的往事。 “省委六条” 《第一财经日报》：据您的观察和体会，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安徽农村的整体状况如何？ 黄璜：那时正处于“文革”中，虽“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但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比比皆是，就是地处江淮丘陵的合肥周围，来自凤阳、定远等地的逃荒要饭人群也是络绎不绝。那时我正下放在临近合肥的肥西，充当“五七战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农民和灾民常有接触，对他们的处境感受至深。 安徽这种状况的产生，不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是干部不干事，也不能说老天存心不帮安徽人民的忙，而是在于极“左”路线的翻版——“两个凡是”的影响，这才是种种苦难的根源。 我是1953年从上海调进安徽的，曾在省、地机关和县、区、社的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和基层干部群众有广泛的联系，比较了解他们，他们多是敢为天下先、能干大事的人。 《第一财经日报》：百姓后来都说“要吃米，找万里”。万里同志到安徽后和战友们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推行农村改革吧？ 黄璜：对。粉碎“四人帮”第二年的6月，东山再起的铁道部原部长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组建了新的省委，除了调进顾卓新、赵守一等担任省委领导外，长期在安徽担任省委领导工作的李世农、张恺帆和王光宇等同志也“官复原职”，他们都是安徽农村改革的发起人，也像万里同志那样，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形象。 在万里同志的多项决策中，最为突出的是推行农村改革。 改革的初始阶段是以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为依据的。该文件简称为“省委六条”，其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其三是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其四是允许和鼓励社员保有自留地并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五是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就能完成的农活允许责任到人；其六是生产队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文件的总体精神既符合党中央1977年49号文件规定，又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更为接近安徽农村的实际，是一份为农村松绑、推动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文件下发之后，干部群众争相传颂，赞不绝口。 　　见万里 《第一财经日报》：“省委六条”出台后的第五个_月，省委派您到无为县，担任县委第一副书记。您上任之前万里同志向您嘱咐了些什么？ 黄璜：1978年4月的一天，已恢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赵达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去他办公室，说有话跟我讲。他是我尊敬的老领导，又是“文革”期间的难友，找我这个已离开省委组织部多年、时任省上山下乡办公室处长谈话，一定有急事相托。我如约而至，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他告诉我：“省委很重视无为县，已为该县选任了一位县委书记。这位同志是从大队上来的，工作表现不错，但未在县里工作过，要他主持一个县的工作还有待学习和提高，需从省里直派一个曾在县里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同志去协助他开展工作。我们商量了，认为派你去比较合适，已报省委研究同意。走前，万里同志还要和你谈一谈。” 赵副部长陪我去见了万里同志。他刚开完会，还未离开会场。我们进去后，他先问赵，你都说了吗？赵回答后，万里同志没再询问什么情况，也未提及“省委六条”，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着重讲了无为是革命老区，是在全省有影响力的人口超百万的大县，历届省地委领导都很重视这个县。他说，最近，省委已任命付昌堂同志为县委书记，他是从大队书记上来的，人不错，年轻能干事，你去协助他，共同扭转无为的局面，将无为搞上去。现在，正是春耕生产季节，要抓紧去，先去抓生产救灾，千万不要饿死人，必需的粮款，由省里拨给。领导的心情和季节的紧迫，确实是不能再拖延了，我只得匆忙赴任。 　　从“借地度荒”到“就汤下面” 《第一财经日报》：您之前对无为县是什么印象？ 黄璜：无为地处长江中游北岸，与芜湖近在咫尺，离合肥也不远。我过去去得少，算不上熟悉，但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起因就在强加在前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身上的所谓“大闹无为”事件。 1959年，在“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的安徽，“饿、病、逃、荒、死”十分严重，仅死去的人就以数百万计。无为既是个重灾区，又是张恺帆的故乡，他亲到无为检查工作，目睹父老乡亲含泪陈情，当即采取了种种救济措施，但此举却被科以“大闹无为”的罪名，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理。每当人们忆起张恺帆，我就联想到无为，总是对张恺帆和无为有一股亲近感。 接我去无为赴任的是无为籍老司机朱立鹏同志，他欢迎我，还主动给我介绍了无为的一些情况，并谈了他的一些看法。在他看来，无为是比较复杂的，但也不是难有作为的地方，他殷切地希望我去破解“无为”二字，多做有为之事。我何尝又不是这样一种心态呢！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有个很重要的决定是“借地度荒”，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之后农民“还地”了吗？ 黄璜：那时的无为县，在传达贯彻“省委六条”后，各方面都有了起色，继续争取有所作为是可能的。但是，持续的干旱，从冬春直至初秋，是无为190多年来所少见，大部分农作物错过了最佳播种季节，已种的也是严重歉收，甚至绝产。面对又一个大灾年，干部群众都忧心忡忡。 正在此紧急关头，万里同志亲到无为，一是筹划“引江济巢”抗大旱工程，要在无为的凤凰颈安装四百台大型灌溉机械，抽长江水入巢湖，抬高巢湖水位，为江淮丘陵提供抗旱水源。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动作，绵延数公里的场面十分壮观。 二是宣布省委的“借地度荒”决定。这是省委紧接“省委六条”后又一次采取的对农村问题具有破题意义的特殊政策，主要是借出一部分集体耕种的土地让社员自由种植；鼓励社员在开荒地和“四旁”空闲地种粮种菜，收益一律归己并不计征购。 “借地度荒”在一部分县区干部的心目中只是危难之时的权宜之计，始终没有太大的反响，而在农民群众的心中则是另一种感情，并带有变革性的期盼。对群众的愿望，县委一班人心知肚明，都主张放宽些，多借点。当时也确实是多借了点，一些人多地少的生产队，由集体耕种的土地已所剩无几。 1979年初春，在“借地度荒”中受益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还耕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并保证完成各项上缴任务。 　　实践中的醒悟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政策和情况在当时都是比较超前的，您不担心被批判吗？ 黄璜：以户承包，责任到户，我1961年在望江县委工作时就亲身经历过，确能增产，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好景不长，数月后就被上级领导完全否定，有的同志还因此而受到批判和处理。从那以后，许多同志的“恐资症”更为严重，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真正有所醒悟是在1978年初夏去黄姑公社做农村调查之后。当时，正在稻场上忙碌的社员见到我，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土地承包到户，我随即反问他们：“你们就不怕资本主义吗？”一位中年社员随即放出一句话：“我们社员只知道搞饱肚子。”话虽不多，却极为真诚，对我触动很大，我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越想越觉得有道理，颇有豁然开朗之感。 我早年在上海工作时，曾到过著名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参观过荣毅仁家族的纺织厂，不要说让农民去弄懂这些企业运作，就是叫我去，也是很吃力的。农民想干的事干部不支持，这是个什么问题？原来是我们患上了“恐资症”，是我们这些人怕犯错误，因此放不开手脚，不能和农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多了，也想得更深了，终于醒悟了。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和当时您协助工作的无为县领导付昌堂同志聊过，他对1979年的试点记忆犹新。您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黄璜：1979年初，县委一班人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决定在红庙公社凉亭大队由付昌堂同志亲自搞试点，我和县委部分同志都参加了。昌堂同志的群众基础好，很多群众在关注他，他的这一举动传播得既快又广，还未等试点出经验就传遍了全县，部分社队也动了起来。 有贯彻“省委六条”的工作基础，又有“借地度荒”的实践，加上1961年“包产到户”的轻车熟路，各区社的行动都很快，仅两个多月的工夫就大头落地。动得快，不误农时，这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大局，也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但也出了不少问题，有累死耕牛的，有为抢水而斗殴以致损毁水利设施的，还有伤及土改运动成果的。这些大多属于有待完善的性质，总体上还是健康的。 《第一财经日报》：面对这些问题，当时肯定有不少同志对改革提出反对意见，您和同事们具体怎么对待这些意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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