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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对外发展援助是国与国之间重要的外交手段之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既是受援国也是援助国，作为援助国，非洲曾是我国重点援助的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即对非洲地区开展援助，援助的规模日益扩大，援助的金额日益增加，援助的模式日益多样化，而卫生发展援助即其中的援助模式之一。本书以乌干达为焦点，从医疗发展援助角度切入，分析评判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模式、特点以及援助的有效性。

作者简介

邱泽奇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至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创办主任( 2006-2011)．“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 的设计、试调查( 2008)以及**次调查(2010)的组织者，**任PI组组长；兼任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任院长( 2012~2016)、名誉院长(2016-2020)；致力于信息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调查方法的研究、社会项目的评估研究。

目　　录

引　言
第1 章　“选点”：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
　　第一节　来自中英全球支持项目的命题作文
　　第二节　有关援助的议题
　　第三节　本书的内容安排
第2 章　“布局”：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双边四重嵌入”
　　第一节　社会学人类学视角
　　第二节　卫生发展援助的“嵌入性”
　　第三节　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双边四重嵌入”
　　第四节　评价DAHCU有效性的视角与维度
　　第五节　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分类
　　第六节　实地调查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第3 章　援助何为：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
　　第一节　援助何为？

<div class="book-detail-content">引　言 第1 章　“选点”：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 　　第一节　来自中英全球支持项目的命题作文 　　第二节　有关援助的议题 　　第三节　本书的内容安排 第2 章　“布局”：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双边四重嵌入” 　　第一节　社会学人类学视角 　　第二节　卫生发展援助的“嵌入性” 　　第三节　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双边四重嵌入” 　　第四节　评价DAHCU有效性的视角与维度 　　第五节　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分类 　　第六节　实地调查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 第3 章　援助何为：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 　　第一节　援助何为？ 　　第二节　援助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节　对外援助格局的转变 第4 章　双边之一：受援方视角 　　第一节　非洲接受的卫生发展援助 　　第二节　乌干达接受的卫生发展援助 第5 章　双边之二：援助方视角 　　第一节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第二节　中国对非洲的卫生发展援助 　　第三节　中国对乌干达的援助 第6 章　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 　　第一节　乌干达与乌干达卫生体系 　　第二节　派遣援乌医疗队 　　第三节　援建中乌友好医院 　　第四节　其他数据源的补充刻画 第7 章　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有效性 　　第一节　国际援助格局变化中的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第二节　资源有效性：送炭效应—补充效应—聚集效应 　　第三节　结构有效性：支点效应—邻近效应—示范效应 　　第四节　连接有效性：结构洞效应—节点效应 　　第五节　溢出有效性：后备效应逐步增强 第8 章　“点目”：中国对乌干达卫生援助的再认识 　　第一节　从双边到多边：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再理解 　　第二节　沧海一粟：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位置 结　语　从援助到合作发展的契机 　　第一节　从提供援助出发 　　第二节　迈向合作发展：对发展援助和卫生发展援助趋势的判断 　　第三节　中国的机会 附　录 　　附录1　乌干达国内大事、中乌及中非关系大事 　　附录2　乌干达分地区的人口、面积与大区属性表（2002、2014） 　　附录3　中国同乌干达的关系 　　附录4　美国对乌干达提供的卫生发展援助项目表 　　附录5　援助乌干达医疗队第1～16批队员名单 　　附录6　中国援助乌干达医疗队工作纪实（1978～2014） 　　附录7　中国援非医疗队派遣情况一览表（1963～2009） 　　附录8　中国对非洲的卫生发展援助事件（2000～2014） 　　附录9　中国对乌干达的援助事件（2000～2014） 　　附录10　中国对乌干达的援助项目（2000～2015，AidData数据库） 　　附录11　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援助项目（2000～2015，AidData数据库） 　　附录12　访谈数据索引 　　附录13　金贾医院民族志 参考文献 后　记 图目录 图2-1　理解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双边四重嵌入”框架 图2-2　“四重嵌入”的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实施情境 图4-1　卫生发展援助经费流向（2000～2013） 图4-2　卫生发展援助中各国或机构关注的重点 图4-3　在乌干达的卫生受援总额中不同用途援助的占比（1995～2014） 图4-4　乌干达受援中的DAH占比与国际、DAC的比较（1995～2014） 图4-5　DAC卫生发展援助中前10位援助方的数额（2013） 图4-6　乌干达接受的DAH中前10位援助方的数额（2013） 图4-7　乌干达受援总额中援助方前10位（2014） 图4-8　美国对乌干达提供援助的结构与规模（2011～2015） 图4-9　美国对乌干达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结构与规模（2011～2015） 图6-1　乌干达政区图 图6-2　乌干达人口年龄金字塔（2015） 图6-3　乌干达的卫生服务体系（2016） 图6-4　乌干达卫生管理体系（1978） 图6-5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量与分布图（2000～2015） 图6-6　中国对外卫生发展援助的项目数量与分布图（2000～2015） 图6-7　中国援乌与卫援的项目数量与分布图（2000～2015） 图6-8　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项目数量与分布图（2000～2015） 图7-1　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网络 图8-1　乌干达卫生支出中的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 图13-1　金贾医院地图（2015） 表目录 表2-1　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有效性指标的维度 表2-2　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研究的文献来源及数量 表4-1　乌干达接受的卫生发展援助及主要指定用途（1995～2014） 表6-1　乌干达普查年行政区划的数量变化（1969～2014） 表6-2　乌干达人口规模的变化 表6-3　乌干达人口数量与密度变化 表6-4　2015年公立和私立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数量 表6-5　公立卫生机构的人力资源状态 表6-6　2015年乌干达与东非邻国卫生指标比较 表6-7　乌干达各级政府医院</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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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引　　言

子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王通《中说·礼乐篇》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
习近平，2014
在过去的60年里，没有一个国家对非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系的影响能够与中国在新世纪之后的影响相提并论，尽管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非洲。
Dambisa Moyo,2009:153

<div class="book-detail-content">引　　言 子曰：“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王通《中说·礼乐篇》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 习近平，2014 在过去的60年里，没有一个国家对非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系的影响能够与中国在新世纪之后的影响相提并论，尽管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非洲。 Dambisa Moyo,2009:153 Moyo的这段话出现在她的著作Dead Aid: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中（Moyo，2009）。援引这段话，不仅是因为她高度评价了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还因为她评价的分量。Moyo博士曾经是高盛（Goldman Sachs）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也为许多投资公司做过顾问，因为工作关系她到访过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的评价对业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不仅如此，这本书还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这说明，她的观察与观点在英语世界产起了广泛的共鸣。 这段话中有两点对我们的研究是重要的。第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殖民地体系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开始了对非洲国家（不管是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其他）的援助，经历了60余年之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统计，援助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 理论上，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影响力应该比中国大。在访问乌干达卫生部高级官员时，我们也亲耳听到，他们坚称美国对乌干达的影响力非常大。为什么Moyo说在21世纪之后，中国的影响力让西方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呢？难道真如她所说，西方的援助已死？即使死了，也得死个明白：为什么呢？她提示我们需要认真探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 第二，中国在非洲形成影响力的因素。这段话的一个伏笔是，中国并非突然出现在非洲。作为经济学家，Moyo可能更加关注“投资—回报”，她列举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花费500万美元修建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试图说明中国早已存在于非洲，只是西方国家视而不见。其实，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比修建坦赞铁路的时间还要早。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援助他们的前殖民地国家时，中国就在与非洲国家打交道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了，譬如派驻医疗队。我们希望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近40年的高速发展是中国过去几代甚至更长时期努力的后果，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创举。同样，中国过去10多年对非洲援助影响力的提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魔法，而是中国在非洲60多年努力的厚积薄发。 而在那个时候，对财大气粗的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援助不可谓不“小儿科”。可是他们不理解在中国围棋中“闲子”的意义，也不理解一个小小的“穴位”对庞大身体的意义。今天看来，中国当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正类似于下棋布“闲子”和对身体“穴位”的刺激，或许正是这些“闲子”与“穴位”为中国在21世纪发挥对非洲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换个方式说，21世纪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与中国长期对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有着天然的联系。 那么，中国的援助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中国早期布下的是怎样的“闲子”呢？关注的是哪些“穴位”呢？与今天中国关注民生的对外援助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这些正是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id for health from China to Uganda,DAHCU）来试图解答的问题。 长达30多年的DAHCU，是中国在非洲长期努力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中，还是在乌干达接受的援助中，DAHCU的规模都极小，恰似“一根银针”。中国有句俗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因此，DAHCU又不仅仅是一根银针，还是一颗真诚交朋友的心，能让两国人民之间心通意合。DAHCU带来的影响，恰如朋友之间，细微却复杂。 在中国的交友之道中，两位真正朋友之间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的范围也不限于政治、经济、社会，而不像一些文献指出的，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为了获得非洲的资源以及扩大中国产品与服务在非洲的市场。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中国与非洲、中国与乌干达之间，看似义利相交，实则融利于义。义者，交之本也。正如王通在《中说·礼乐篇》中所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故君子不与也”。 1964年中国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反映的正是中国在历史经验与教训中积累的国际交往准则。在中国的历史中，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挑战，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既有血的教训，又有丰富的经验与智慧。 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重申中国文化的义利观，其基础正是中国的文化积淀。当把中国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对外援助中的行为与准则放到中国的历史与发展中时，便可真正理解为什么说中国与乌干达是朋友，中国对乌干达的援助不是资源和市场在先，而是交朋友在先。 在中国的外交智慧中，资源和市场既是“以心相交”之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的结果之一，也是合作发展和互惠共赢的一种契机。</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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