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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选入叶蔚林的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白狐》等。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讲述“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因为没有盘缠，搭上一张木排。小说随之展开放排人盘老五、石牯、赵良等人的故事，贯穿了几十年的风雨历史。

盘老五年轻的时候，与财主家的丫头吴爱华情投意合，财主却把吴爱花许配给了一个长工。石牯与改改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却被大队支部书记李家栋、公社的刘组委等人活生生的拆散。放排人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饱尝人生苦楚，即便如此，他们与命运反复较量，仍然无所畏，驾驭木排，登上险峰浪尖，昂首进入中流。

小说在大自然的背景中描绘人生的图画，突出诸多人物的人性表现，融会了哲理和诗情，从而焕发出美学的光彩。

内容简介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讲述“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因为没有盘缠，搭上一张木排。小说随之展开放排人盘老五、石牯、赵良等人的故事，贯穿了几十年的风雨历史。放排人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饱尝人生苦楚，即便如此，他们与命运反复较量，仍然无所畏，驾驭木排，登上险峰浪尖，昂首进入中流。

作者简介

叶蔚林 (1935～2006)，广东惠阳人，著名作家。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白狐》、《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初别》、《酒殇》等。《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获当时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等。

目　　录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叶蔚林

白狐 ......................................................................叶蔚林

割草的小梅 ..............................................................叶蔚林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 ..........叶蔚林

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 ......................................... .......叶蔚林

怀念叶蔚林 ...................................................... .....肖建国

叶蔚林“第二步”小说创作散论 ....................................胡宗健

叶蔚林“第二步”小说创作散论 .....................................胡宗健

叶蔚林主要著作

编后记

前　　言

总序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总  序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novel)之名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做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
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词；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
   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中篇小说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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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一年夏天的那次航行，航行在潇水上游——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那时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我渴望能坐坐从没坐过的汽车和火车，可是我没有钱，只好听爷爷的话，搭上一张带棚子的木排。起初自然有点不乐意，后来我记起在哪里看过一本小书，讲的是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他年少时也是和渔夫们一块坐船出门求学的，终于成为誉满欧洲的人物。想到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当时也和我一样赤着双脚，带着包袱, 在水上漂流，于是我就不怎么觉得委屈了。
那么，我是怎样被推荐上大学的呢？俗话说：碰得好不如碰得巧。千真万确，我能上学，完全出于偶然。
那一年春迟，二月二，龙抬头，按理说，桃花早已开了，柳条早已爆芽了。可是初五却来了寒潮，小雨夹雪，纷纷扬扬一连落了四五天。到了初十，才雨停雪止，太阳出来，天气转暖；麻雀在潮湿的泥地上到处乱跳。风向转南，软软润润的，好像丝绸拂过面颊；人们说：春天真的来了。
第二天早上，爷爷吩咐我去种南瓜；不是随便讲的，语气又认真又严肃。我觉得奇怪：爷爷怎么叫我去种南瓜呢？从小我就晓得：爷爷是十分看重南瓜的。每次煮吃南瓜之前，他都将南瓜籽儿小心地抠出来，漂净晒干，里三层、外三层用纸包起，塞在灶门边的砖洞里。冬至前后，南瓜籽儿收集得相当多了，他就打开纸包选种。这时刻，他的神情专注极了：嘴里衔着空烟杆，两道长眉毛在鼻梁上面纠结起来，眼睛炯炯放亮，枯瘦的指头捏住一粒粒南瓜籽，看个仔细，就像珠宝商人鉴别钻石一样认真。选出的种子，用另纸包起，扣进一只生锈的铁盒子里。每隔三五天，再取出来选一遍；这样反复淘汰多次，最后才选定那么三四十粒。这些宝贝不再放在铁盒子里了，换块麻布包紧，塞进贴身的棉背心口袋，用自己的体温保护着它们。接着，整个冬天，爷爷每日早早起床，背只筐，拿个竹夹子，在村头路边拾野粪；有时一直走到五里以外的潇水河畔。
草上的露水湿透了他的裤管，穿草鞋的一双赤脚冻得青紫。爷爷从来公私分明，拾来的野粪和家肥永远分堆存放，野粪种南瓜，家肥交队，两者绝不容混淆。我刚懂人事，爷爷就一天三遍叮嘱：不要屙野屎撒野尿，屎尿一定要屙在自家的粪坑里。我听爷爷的话，在小学读书时，常常因为憋尿，胀得直想哭。
爷爷呢，有一次去赶闹子，我吵着要跟去。爷爷说；伢子，莫去，给你买好吃的回来。爷爷走出三四里，折回来了，双手捧着一个荷叶包。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喜得拍手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新鲜的牛屎！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一年夏天的那次航行，航行在潇水上游——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那时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我渴望能坐坐从没坐过的汽车和火车，可是我没有钱，只好听爷爷的话，搭上一张带棚子的木排。起初自然有点不乐意，后来我记起在哪里看过一本小书，讲的是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他年少时也是和渔夫们一块坐船出门求学的，终于成为誉满欧洲的人物。想到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当时也和我一样赤着双脚，带着包袱, 在水上漂流，于是我就不怎么觉得委屈了。
    那么，我是怎样被推荐上大学的呢？俗话说：碰得好不如碰得巧。千真万确，我能上学，完全出于偶然。
    那一年春迟，二月二，龙抬头，按理说，桃花早已开了，柳条早已爆芽了。可是初五却来了寒潮，小雨夹雪，纷纷扬扬一连落了四五天。到了初十，才雨停雪止，太阳出来，天气转暖；麻雀在潮湿的泥地上到处乱跳。风向转南，软软润润的，好像丝绸拂过面颊；人们说：春天真的来了。
    第二天早上，爷爷吩咐我去种南瓜；不是随便讲的，语气又认真又严肃。我觉得奇怪：爷爷怎么叫我去种南瓜呢？从小我就晓得：爷爷是十分看重南瓜的。每次煮吃南瓜之前，他都将南瓜籽儿小心地抠出来，漂净晒干，里三层、外三层用纸包起，塞在灶门边的砖洞里。冬至前后，南瓜籽儿收集得相当多了，他就打开纸包选种。这时刻，他的神情专注极了：嘴里衔着空烟杆，两道长眉毛在鼻梁上面纠结起来，眼睛炯炯放亮，枯瘦的指头捏住一粒粒南瓜籽，看个仔细，就像珠宝商人鉴别钻石一样认真。选出的种子，用另纸包起，扣进一只生锈的铁盒子里。每隔三五天，再取出来选一遍；这样反复淘汰多次，最后才选定那么三四十粒。这些宝贝不再放在铁盒子里了，换块麻布包紧，塞进贴身的棉背心口袋，用自己的体温保护着它们。接着，整个冬天，爷爷每日早早起床，背只筐，拿个竹夹子，在村头路边拾野粪；有时一直走到五里以外的潇水河畔。
    草上的露水湿透了他的裤管，穿草鞋的一双赤脚冻得青紫。爷爷从来公私分明，拾来的野粪和家肥永远分堆存放，野粪种南瓜，家肥交队，两者绝不容混淆。我刚懂人事，爷爷就一天三遍叮嘱：不要屙野屎撒野尿，屎尿一定要屙在自家的粪坑里。我听爷爷的话，在小学读书时，常常因为憋尿，胀得直想哭。
    爷爷呢，有一次去赶闹子，我吵着要跟去。爷爷说；伢子，莫去，给你买好吃的回来。爷爷走出三四里，折回来了，双手捧着一个荷叶包。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喜得拍手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新鲜的牛屎！
     爷爷每年种南瓜费了几多心机呵！他种出的南瓜确实好得出奇：一色身圆蒂正，一色光滑金黄，一色米斗般大小。白露秋分，南瓜收下，摆在床铺下，八仙桌下；个儿大的挨堂屋的北墙码起一溜，展览品一样，足有半人高。一早一晚，出门进门，爷爷都要对南瓜欣赏一阵，用手摸摸，用指头弹弹。我长到二十岁，到底吃过多少南瓜，那恐怕没法算。不过我决不厌弃南瓜，因为它曾经联系着我一家的欢乐和悲哀；我对南瓜的感情，永远不会淡薄。我听村里的老人说过：四十几年前，爷爷给地主当长工，三十岁上还是光棍一条。民国十六年，湘南大饥，许多人逃荒到这一带偏僻的山里。逃荒人的景况很凄惨，十八岁的女子，换上三升包谷米，就算卖了好价钱。有一天，爷爷犁完田，收工回家，不知什么时候，身后跟来一个女子。这女子蓬乱着一根粗辫子，一身衣衫褴褛，两个肩头都露在外面。她不声不响，一直跟到爷爷家门口。爷爷问她要做什么，她噙着眼泪说：“好心的大哥，收留下我吧！”爷爷叹气说：“我拿什么养活你呢？老实说，米没一粒了，只有八只南瓜。”听说有八只南瓜，那女子的眼睛霎时放亮了，坐下就不肯走了。于是，那女子就成了我的奶奶。爷爷和奶奶懂得南瓜的价值，大约也是为了纪念吧，他们从此年年大种南瓜，一年比一年种得好。在漫长的饥饿威胁中，南瓜确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安全感。解放之后，土改分了田，后来又参加了农业社，开头那些年，生产节节提高，粮食年年稍有盈余。但爷爷不敢掉以轻心，仍然年年亲自种南瓜。南瓜吃不完，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就挑去闹子卖，换回盐、酱、火柴、煤油，还有烟叶子。记得我刚上小学那年，学费就是靠卖南瓜得来的；另外，爷爷还给我买了一只蓝色的帆布书包。成立人民公社那年，风调雨顺，稻子长得特别好，红薯烂在地里都顾不上收。当时的公社书记李家栋，高嗓大喉发号召：一天三餐干饭不要钱，大家敞开肚皮吃呀，共产主义到啦！村里的食堂，三口大锅煮饭，从早到晚烟熏火燎，蒸气腾腾；吃的是流水席。食堂附近有条水渠，炊事员天天到那里洗钵子，早晨水清见底，淤泥上铺满一层饭粒；爷爷看了直摇头。第二年春天，爷爷被抽去公社炼钢铁，临走前来不及种南瓜，把这事交给了我父亲。父亲不经心，也因为忙着要进山运木材，在塘边挖了几个浅坑，没上底肥，随便将南瓜籽儿撒下就走了。等到夏天，瘦弱的瓜蔓上只结出十来个拳头般大小的瓜儿；皮是乌的，蒂是歪的，疙疙瘩瘩不成样子。爷爷从公社回来，看看南瓜，当时只是笑笑说：“像老茄子，不是南瓜。”到了冬天，问题的严重性就显露出来了。大泼大撒的公共食堂再也支持不下去，每人每餐只吃老四两米饭，外加一钵萝卜苗。过不了多久，社员们都饿得眼睛发蓝，手软脚浮，心里发慌。这时爷爷的长眉毛拧起来了，凶狠地瞪着我父亲：“你干的好事！”父亲不敢做声，怯怯地低下脑壳。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和母亲偷偷将自己碗里的饭食，拨到爷爷和我的碗里。第二年的春天，爷爷发狠种了许多南瓜，但已经来不及了，饥饿的蔓延要比南瓜的生长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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