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中国

　　本书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沟口雄三，（1932-2010），生于日本名古屋，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研究生时代师从爱知大学著名支那史家入矢义高，开始李贽文献的阅读和中中思想史研究。先后任东京太学文学部助手、中经琦玉大学讲师。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在此期间，他成功地打通了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史哲的学科限制，建立跨学科的对话机制，并在1985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学会。他在2007年牵头成立集全日本宋明学者为一体的《朱子语类》译注刊行委员会，正式启动《朱子语类》日译的二十年大五程。退休后任教于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一生不仅留下具有极大思想冲击力的著述，而且推动了多种国内与国际的大型学术活动。例如与中国学者发起“知识　　共同体”对话，持续讨论战争的记忆与责任问题等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届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公与私》、《中国的冲击》等曾主编出版了《中国思想文化事典》，《在亚洲思考》（七卷）翻译有中国宋代佛教典籍《碧岩录》和王阳明《传习录》等。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我们的中国学以中国为方法，就是要用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以世界为　　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面的世界图景。
　　这本书是我在四、五十年代度过青春、在六、七、八十年代埋头于中国研究之后，于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为下一代年轻人写下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
　　——《作为方法的中国》

　　第一章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
　　亚洲正在发生巨大的地壳变动，尽管速度缓慢。一个置身于亚洲四小龙的包围之中不得不对自身的经济“落后”开始有所省悟的中国，正呈现在我们中国研究者的面前。
　　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其给经济带来的巨大打击〔1〕仅次于中日战争。从此舞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政治主义、原理主义的时代步人了经济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尤其是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中国曾经是台前幕后的主人公，然而现在却退
　　为背景，成为亚洲四小龙成功背后的陪衬，尽管仍然让人有些心怀畏惧。
　　中国在“文革”前后的巨大变化，使那些从“文革”之前就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困惑不已，当然，他们对“文革”本身就困惑不已。
　　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着五分批判(对于无原则的夺权抗争和错误的政治路线)、三分困惑(对于破坏了我心目中中国革命形象的日趋严重的现实状况)、两分共鸣(对于尽管如此仍试图在延安重新找回革命原点的主观主义意图[浪漫主义])，一直关注着“文革”的动向。也就是说，我也绝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人。至少我没有公开表明自己反“文革”的立场，也无意去批判那些在日本挥舞着“文革”大旗，为毛泽东、林　彪抬轿的所谓“文革’’追随派。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也是受到中国革命的感染而走上中国研究道路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我内心逐渐形成的对中国革命的憧憬本质上和那些“文革”，追随者是相同的，所以在没有挖掘出自己内部的问题之前，原理上我无法仅仅从政治的角度来批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