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意思的老头儿：文化名家笔下的大名家

季羡林、启功、林斤澜、何西来等眼中的数十位现当代名家在晚年所展现出来的智慧、童真、淳朴片段，让人敬佩而无距离、洞悟却不教条。这些精美短文汇编成册，使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

我们收录了二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响当当的文化名家，更可贵的是，他们大多与写作对象有多年的交往或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样的文字一方面更真实可 信，一方面也更能表现出真情实意来。例如，我们在季羡林先生所著的《回忆陈寅恪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丰子恺先生所著的《怀李叔同先生》等文 中，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敬爱、怀念、感激师辈的浓浓情谊；在黄苗子先生所著的《王世襄其人其书》，冯亦代先生所著的《天真的小丁》等文中，能使我们清晰地感 受到作者与被写者之间长期交往所产生的深深友情。

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 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 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十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 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 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 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舌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一九四五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京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 管。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 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 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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