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的童年回忆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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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弗洛伊德手拿精神分析的手术刀，对达芬奇的艺术进行了精确剖析。
　　编辑推荐1.作者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终生从事著作和临床治疗。其思想极为深刻，探讨问题中往往引述历代文学、历史、医学、哲学、宗教等材料。
　　编辑推荐2.弗洛伊德一直对达芬奇很感兴趣，这本《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是弗洛伊德首次对达芬奇的精神解剖之作，为读者开拓了一个艺术品鉴的新视角。许多艺术流派都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其分析达芬奇及其画作的方法一直颇受争议，但已成为艺术评论中的常见手法。

内容简介

　　1898年，弗洛伊德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也许，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达·芬奇了，没人知道他有过什么风流韵事。”在这本《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弗洛伊德手拿精神分析的手术刀，对达·芬奇的艺术进行了精确剖析。弗洛伊德通过对达·芬奇的《圣母玛丽亚》《最后的晚餐》《性行为和男性性器官草图》《蒙娜丽莎》《圣安娜和另外两个人》《丽达与天鹅》等作品的分析，主要研究了从早年开始的列奥纳多的感情生活、其艺术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他的性心理历史轨迹等。达·芬奇只是梦见了一只秃鹫，就被弗洛伊德下了他在婴儿时期就已经和母亲乱伦的结论。

作者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提出“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俄狄浦斯情结”“性冲动”等概念，认为人类的男性天生具有弒父娶母的欲望和恋母情结，女性天生具有弒母嫁父的欲望和恋父情结，以及儿童性行为等理论。其成就对哲学、心理学、美学甚至社会学、文学等都有深刻影响，后人誉之为“精神分析之父”。

目　　录

译序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附录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前言
　　1898年10月9日，弗洛伊德致弗利斯（Fliess）的信中的一句话，表明他对达·芬奇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说：“也许，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达·芬奇，没人知道他有过什么风流韵事。”弗洛伊德的这种兴趣并非是暂时的，我们发现，他在回答一份关于“自己特别喜爱什么书籍”（1907d）的“调查问卷”时，曾提到梅列日考夫斯基（Merezhkovsky）对达·芬奇的研究。然而，却是1909年秋天出现的一个患者，直接促使弗洛伊德撰写了这部著作。是年10月17日，弗洛伊德在写给荣格的信中提到，这位患者的性格好像与达·芬奇一样，只是不具备达·芬奇的天才而已。他还提到自己刚从意大利找到一本关于达·芬奇青年时代的书。这就是下文中将要涉及的斯克纳米格利奥（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阅读了这篇论文和其他关于达·芬奇的书籍之后，弗洛伊德于12月1日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报告了这一研究课题。然而，直至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其研究成果并于5月末成书出版。
　　此书再版时，弗洛伊德做了大量的修正和补充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增补了对“包皮环切”（circumcision）的简短注释，摘录了里特勒（Reitler）的著作并选用了菲斯特（Pfister）较长的引文。1923年的版本还增补了关于伦敦漫画的讨论。
　　弗洛伊德并非第一个在著作中用临床精神分析法（the methods of clinical psycho-analysis）研究历史人物的生活的人。已经有人做过这类实验，尤其是塞德格（Sadger）。他出版的关于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1908）、列娜（Lenau）（1909）和克莱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的著作深受世人关注。虽然弗洛伊德没有开展过这种类型的完整的传记性研究，但他以前曾经根据作家们的作品的部分章节，对片断进行过分析。事实上，很久以前，也就是1898年6月20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寄去了一本关于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的短篇小说《女法官》（Die Richterin）的研究专著（Freud，1950a，Letter 91），这篇小说描写了作者的早期生活。这本关于达·芬奇的专著，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将心血倾注于传记领域之中。这本书，遭到了弗洛伊德意料之中的异常强烈的谴责和诽谤。因此，在第六章的开头，他不得不事先为自己作了辩解。即便在今天，这种辩解对于传记作家和评论家而言，依然普遍适用。
　　不过，直到今日，似乎都没有一个评论家能找出这本书的最大弱点，这着实令人费解。此书描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达·芬奇对一只鸟落到他的摇篮上的记忆或童年幻想。在达·芬奇的笔记本中，这只鸟被命名为“nibio”（现在拼写为“nibbio”），在意大利语中，意思是“鸢”（kite）。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一直把这个词译成德语的“Geier”，这在英语中只能译为“秃鹫”（vulture）了。

前言<br />
　　1898年10月9日，弗洛伊德致弗利斯（Fliess）的信中的一句话，表明他对达·芬奇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说：“也许，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达·芬奇，没人知道他有过什么风流韵事。”弗洛伊德的这种兴趣并非是暂时的，我们发现，他在回答一份关于“自己特别喜爱什么书籍”（1907d）的“调查问卷”时，曾提到梅列日考夫斯基（Merezhkovsky）对达·芬奇的研究。然而，却是1909年秋天出现的一个患者，直接促使弗洛伊德撰写了这部著作。是年10月17日，弗洛伊德在写给荣格的信中提到，这位患者的性格好像与达·芬奇一样，只是不具备达·芬奇的天才而已。他还提到自己刚从意大利找到一本关于达·芬奇青年时代的书。这就是下文中将要涉及的斯克纳米格利奥（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阅读了这篇论文和其他关于达·芬奇的书籍之后，弗洛伊德于12月1日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报告了这一研究课题。然而，直至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其研究成果并于5月末成书出版。<br />
　　此书再版时，弗洛伊德做了大量的修正和补充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增补了对“包皮环切”（circumcision）的简短注释，摘录了里特勒（Reitler）的著作并选用了菲斯特（Pfister）较长的引文。1923年的版本还增补了关于伦敦漫画的讨论。<br />
　　弗洛伊德并非第一个在著作中用临床精神分析法（the methods of clinical psycho-analysis）研究历史人物的生活的人。已经有人做过这类实验，尤其是塞德格（Sadger）。他出版的关于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1908）、列娜（Lenau）（1909）和克莱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的著作深受世人关注。虽然弗洛伊德没有开展过这种类型的完整的传记性研究，但他以前曾经根据作家们的作品的部分章节，对片断进行过分析。事实上，很久以前，也就是1898年6月20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寄去了一本关于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的短篇小说《女法官》（Die Richterin）的研究专著（Freud，1950a，Letter 91），这篇小说描写了作者的早期生活。这本关于达·芬奇的专著，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将心血倾注于传记领域之中。这本书，遭到了弗洛伊德意料之中的异常强烈的谴责和诽谤。因此，在第六章的开头，他不得不事先为自己作了辩解。即便在今天，这种辩解对于传记作家和评论家而言，依然普遍适用。<br />
　　不过，直到今日，似乎都没有一个评论家能找出这本书的最大弱点，这着实令人费解。此书描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达·芬奇对一只鸟落到他的摇篮上的记忆或童年幻想。在达·芬奇的笔记本中，这只鸟被命名为“nibio”（现在拼写为“nibbio”），在意大利语中，意思是“鸢”（kite）。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一直把这个词译成德语的“Geier”，这在英语中只能译为“秃鹫”（vulture）了。<br />
　　弗洛伊德的错误，似乎来源于他阅读和参考的一些德语译作。比如，玛利亚·赫兹费尔德（Marie Herzfeld）（1906）的译作中，在翻译“摇篮幻想”时，就用“Geier”代替了“Milan”（德语中的“鸢”）。但从弗洛伊德标记有大量记号的藏书可以看出，影响他最深的，可能是梅列日考夫斯基关于达·芬奇的著作的德语译本。弗洛伊德从此书中获得了大量关于达·芬奇其他方面的资料，而且从中他第一次知道了这个故事。这个译本也把“摇篮幻想”译成“Geier”，尽管梅列日考夫斯基自己正确使用了“korshun”（俄语中的“鸢”）一词。<br />
　　因为这个错误，有些读者可能觉得，整个研究已经毫无价值可言了。然而，如果更冷静地思考一下弗洛伊德的处境，详细地考虑他的某些已失效的论争及结论的具体细节，仍不失裨益。<br />
　　首先，必须抛开达·芬奇画作中“隐藏着的鸟”这一说法。即使它真的是一只鸟，也只是一只秃鹫，它根本就不像鸢。这是菲斯特“发现”的，而非弗洛伊德。他在那部译作的第二版中作了介绍，弗洛伊德是怀着很大的保留意见接受这个说法的。<br />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语的问题。埃及语是象形文字，其“母亲”（“mut”）一词毫无疑问地象征着秃鹫，而不是鸢。加德纳（Gardiner）在其权威著作《埃及语法》（Egyptian Grammar）（2nd ed.，1950，469）中确认其为“Gyps fulvus”，亦即狮身鹫首的怪兽秃鹫。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推断，达·芬奇幻想中的鸟代表他母亲的观点在埃及神话中无法获得直接的支持，而且这种经验性问题与埃及神话也没有关系。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没有最直接的联系。虽然如此，这两者又各自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埃及人把“秃鹫”（vulture）和“母亲”（mother）联系起来的思想是怎样来的呢？是像埃及学者解释的仅仅是某种语音上的偶然巧合的问题吗？如果不是，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就必定有其自身的价值，无论这种讨论与达·芬奇的这个例子关系怎样，对达·芬奇的鸟落到他的摇篮并把尾巴放到他嘴里的幻想都应继续寻求解释，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弗洛伊德对“摇篮幻想”的精神分析研究与上述的纠正并不矛盾，只不过是失去了一个确定的证据罢了。<br />
　　此外，除因埃及语的讨论导致了离题之外——尽管这仍然保持了很大的独立价值，弗洛伊德研究的主要方面——对达·芬奇早年感情生活的细节研究、对他的艺术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阐述、对他的性心理历史的深度剖析——没有受到他的这个错误的影响。<br />
　　除了这个主题外，这个研究还向我们展示了若干很重要的相关情况：关于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活动和心理本质的一种更普遍的讨论，关于同性恋的一种特殊类型起源的概述，以及第一次对自恋（narcissism）概念的充分论述。所有这些，都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影响。<br />
　　通常，精神病学（Psychiatric）研究选取一些意志薄弱者作为研究对象，一旦这种研究选择了一位伟人的话，外行人就会认为没理由那样做。“使辉煌黯然失色，将崇高拖入泥潭”（To blacken the radiant and drag the sublime into the dust），这根本不是研究目的。伟人的完美与一般人的缺陷存在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使两者区分开来，填平它，并不会使人感到满意。然而，研究必须发现那些可以被认识、被理解的杰出人物的每一件有价值的事，而且必须相信，无论这些杰出人物多么伟大，都同样受正常的及病理的活动规律的控制、影响。<br />
　　就连与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同时代的人都将他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当时，他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就跟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天才，“我们只能推测其轮廓——却永远也不能界定其范围”（whose outlines canonly be surmised, —never defined）。绘画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今，他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与艺术家结合的伟大所在。虽然他的许多杰出的绘画作品都流传了下来，但是，他的科学发现一直没能发表和应用。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其研究的天性从未完全给他的艺术创作以自由，科学研究还经常反客为主，最终抑制了他的艺术创作。依照瓦萨利（Vasari）的说法，达·芬奇在临终时曾经自责，因为他自己在艺术创作中失职，触怒了上帝和人类。虽然瓦萨利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言，没有多少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达·芬奇这位神秘大师生前就已开始编撰，但作为当时人们相信的证据，它仍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br />
　　为什么达·芬奇的个性不能得到其同时代人的理解呢？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而且正是缘于此，他才得以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宫廷的公爵、被称为依·摩洛（Il Moro）的卢多维克·斯弗尔兹（Lodovico Sforza）。达·芬奇把自己作为自己的一项发明——琵琶（lute）的演奏者自荐给公爵。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夸耀自己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一个人身上兼具多种才能的情况十分普遍，而达·芬奇正是其中最为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不属于那一类天才——大自然赋予其平庸的外表、本人也不修边幅，精神上充满痛苦的忧郁而只关心人类。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体态匀称；其容貌完美无缺，体魄不同寻常；其言谈举止充满魅力，口才一流，而且总是神情愉悦，和蔼可亲；他热爱周围美丽的事物，喜欢华丽的服装，注重生活中的每一分优雅。他的一篇关于绘画的专题论文表现了他对享受的强烈的感受力。论文的其中一段，把绘画与其姊妹艺术相比较，他还描写了雕塑家面临的种种不便：“他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所以看上去像个面包师；他身上完全被大理石碎片覆盖，好像背上落满了雪花；他的房间里到处是碎石和尘土。画家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他可以非常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着考究，手执精巧的画笔，蘸着令人愉悦的颜料；房间里挂满了令人愉悦的、一尘不染的画作；他可以不必处在震耳欲聋的锤声和其他吵闹声中，而是经常欣赏音乐或聆听别人为他朗读美妙的佳作，心情愉快地享受着它们。”<br />
　　其实，最有可能的是，达·芬奇充满着喜悦、幸福和享乐的生活，仅仅只在其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及其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后来，摩洛的统治垮台之后，他被迫离开了其活动中心和确立其地位的城堡米兰，过着缺少保障、鲜有成就的生活，直至在法国找到最后的避难所。此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经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暴露得愈来愈明显。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而且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必然扩大了其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在那些人看来，他本来可以为完成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有[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学佩鲁吉诺（Perugino）那样]，他却在浪费时间和所有的努力去为一些反复无常的琐事而工作。那些人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black art）服务。如今，我们从达·芬奇的笔记里了解到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所以才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个时代，人们尚未熟悉不依据任何预先的假定的研究方式，古代权威开始取代教会权威，作为一个价值绝对可以与培根（Bacon）、哥白尼（Copernicus）相媲美的先驱者，达·芬奇必然是孤独的。当他解剖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时，当他设计飞行器时，当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及其中毒反应时，他必然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似的评论家相去甚远，好像成了遭人鄙夷的炼金术士了。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至少在那段令人不快的时间里，进行实验研究才让他找到了一些安慰。<br />
　　这种情形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绘画，他很不情愿拿起画笔，并且画得愈来愈少。之前画的大部分作品到这时都未完成，他几乎对它们的最终命运漠不关心。因此，他被同时代人指责——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在同时代人的眼中成了一个谜。<br />
　　后来，达·芬奇的某些崇拜者，试图开脱对其性格不稳定的指责。他们声称，达·芬奇为人诟病的那些“缺点”，正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共同特征，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一个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他们声称，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情况相类似，两人都没有错。而且，就某些画作而言，他们极力主张达·芬奇的说法——甚至不存在未完成的问题，那些画作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在外行人看来的杰作，对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来说，从来都不是对其本来意图的最令人满意的具体体现；他对完美有一些朦胧的看法，但又对一次次地复制相似的完美感到绝望。他们认为，最不恰当的做法，就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br />
　　尽管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但仍然无法解释我们面对的关于达·芬奇的全部情况。对一幅画作反复创作的艰辛苦恼不已，最后从其中脱身出来，却又对画作的未来命运漠不关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再现，但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在达·芬奇身上已经达到了极端。索尔密（Edmondo Solmi）（1910，12）引用他的一个学生的评论：“在进行绘画的整个过程中，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并且他总能在那些别人眼中非凡的作品中发现缺陷，这表明他极其尊重艺术的伟大。”索尔密还说：达·芬奇最后的一些画作，如《丽达》（Leda）、《圣母玛利亚》（Madonna di Sant' Onofrio）、《巴克斯》（Bacchus）、年轻的《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等，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他全部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情况”。复制过《最后的晚餐》的罗马佐（Lomazzo），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谈及达·芬奇这种没能完成作品的臭名昭著的情形：<br />
<br />
　　普拉托詹尼（Protogen），从不放下他的画笔，<br />
　　却堪与天才的芬奇相比——<br />
　　后者没有任何作品完成得彻底。<br />
　　Protogen che il pennel di sue pitture<br />
　　Non levava, agguaglio il Vinci Divo<br />
　　Di cui opra nonèfinita 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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