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教育学、生态扫盲与全球危机——生态教育运动

　　我们生活于史无前例的全球生态危机中，这场危机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可能预示着地球生物的大灭绝。在这场不断恶化的灾难中，批判教育学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变化丛书·批判教育学、生态扫盲与全球危机：生态教育运动》探讨了保罗·弗菜雷、伊凡伊里奇、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一批有影响力学者的理论，深入挖掘了传统生态知识，并结合了当前草根运动人士所采取的各种实践行为，包括反对全球化、寻求动物解放和地球解放以及其他相关社会运动。这些者B为北半球的生态教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变化丛书·批判教育学、生态扫盲与全球危机：生态教育运动》还剖析了当今主流生态扫盲的规范和项目（例如可持续发展教育），同时提出在当今灾难性生态条件下重建批判教育学的必要性。研习批判教育学的师生、开展环境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可持续教育的工作人员，都能在阅读《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变化丛书·批判教育学、生态扫盲与全球危机：生态教育运动》时得到启发，从而重新审视并调整以往的思维和习惯，以共同对抗破坏地球、主宰自然的恶习。

　　卡恩（Richard Kahn），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是一名批判理论学者，他的生态教育学研究工作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卡恩还是一名素食主义者，他为动物、生态和社会的公正而奔波。他在北达科他大学担任教育基金会助理教授，并在《绿色理论与实践：生态教育学杂志》（Green Theory & Praxis： Journal of Ecopedagogy）担任编辑。

　　在民主参与的古雅典革命之中产生了一次相似的教育重建。古希腊人已经拥有长久的贵族教育历史，这种贵族教育与英雄气质的荷马宫廷理想相吻合，古希腊人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重新考虑将教育作为对于个人的全部公民生活的“教化”。渐渐地，教育不再被认为是“服务”社会的一种工具，而成了“为教育而教育”的行为一一既是伟大社会的产出，又是成熟社会的标志。于是，古雅典成了国际大都市和古希腊世界的权力中心。在那里，公民可以徜徉于无尽的本土及外来文化氛围之中，而整个古希腊社会也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分化的时期。这一点与读写技艺的大众扫盲相结合，意味着古雅典在其黄金时期必定经历过某种社会动荡过程以及对于文化融合的迷茫。身处全球化和世界媒体时代的我们，对于这一点必定拥有切身的体会。5古雅典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认识他们的处境而意识到社会转型的潜力。他们建立了教育规范使学生们可以发展他们的技能、价值观和民主个性，这使古希腊文化在任何变革之中都能保持自省并得以延续。在这层意义下，虽然在此之前教育是某些阶级的特权，用于特定的军事文化和贵族统治，但是古雅典“教化”的诞生意味着教育在民众中“变得更广泛”——或者更确切地说“变得更文明”——因为，它尝试塑造市民，使其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能参与各种对这个城市有意义的活动（Butts，1973，第86页）。
　　结果，古希腊的大量教育活动得到了重组，以支持日益增长的民主文化。除了按照教育框架描绘的期望对年轻人进行教诲以外，古雅典“教化”还要求将儿童也带人更全面的理想状态，古雅典人认为这种状态应该包括身体、心灵、教义和城邦的和谐。所以，古雅典人的教育涉及各个方面，包括物理、智力、美学以及军事训练，以期能够完成多个文化领域的基础教育。古雅典民主的遗产至今仍保留并盛行于演讲、戏剧、表演及其后代的其他创新表现之中。
　　古雅典“荧光”时期是一段具有巨大文化创新的时期，这与古雅典青年相当自由的教育有着直接关系。正如瓦纳尔·耶格尔（Jaeger，1945）在对比古雅典“教化”与近代德国教育传统的“教养”时所写的：“总体而言，c教化’是一种古代的‘文化研究”’。古希腊“教化”不仅仅是连篇累牍的指导，更是一种耕耘——用农耕的思维方式对社会进行思考。所以人们对“教化”寄予厚望，希望公民人性的严谨塑造不仅仅能够产生伟大的领导人，更希望能极大地丰富古希腊文明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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