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修订版）

　　从治理和善治的理论基础、全球化与治理变迁、社会自治与治理秩序、法治与善治、依法治国以及全球治理等角度，深刻阐释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本书深刻地指出，只有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本书从治理和善治的理论基础、全球化与治理变迁、社会自治与治理秩序、法治与善治、依法治国以及全球治理等角度，深刻阐释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现代中国的现实意义，深刻地指出，只有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以公民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行为的不满为例，我们可以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通过各种手段禁止公民表达其对某些官员或某个政府机关的不满，用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现存的政治平衡。另一种是让公民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其不满，然后根据公民的不满和政治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官民关系，用新的政治平衡去替代旧的政治平衡。前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静态稳定，后一种方式便是现代的动态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它绝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无序状态，而是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真正达到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增量民主”就是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以现实的政治手段达到理想之政治目标的一种政治选择，其重点在于确保民主进程中的“帕累托最优”，其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持续地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最终实现善治的政治珲想。
　　《东方早报》：有观点认为，现在一些改革久推不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只针对“增量改革”对象，而无法触动既得利益群体，如果回避“存量改革”，不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就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您怎么看?直白些说，您说“增量民主”的前提是不是意味着不能影响一些人的“存量利益”?
　　俞可平：我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进行“存量改革”。我的主要观点是，其一，就整个社会整体的改革战略而言，我们还应当将“增量改革”作为重点。毕竟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从整个国家来说，压倒一切的还是通过经济发展夯实国家的物质基础。我们总是说，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但那只是就经济总量而言的。一平均下来，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党的十八大继续把经济发展当成最根本的任务，是有战略远见的。其二，在政治领域进行“增量改革”，并不意味着不触及经济领域中的利益存量，相反，这必然要触及经济领域的存量。也正因为我们在经济领域积累了可观的存量，才使得政治领域的“增量改革”成为可能。其三，我再三重申，“增量改革”只是不要突变，那个代价太大，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社会政治的突变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增量改革”必须要有突破，突破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进行“存量改革”，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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