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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巩高峰先后以孩子和巩高峰两个名字发表小说。用笔名孩子的时候，小说所呈现的几乎都是关于童年和乡村的世界。在“孩子”和世界一点一点密切接触的时候，世界显得迷离而特别，温暖而惆怅。当用本名巩高峰的时候，作者在小说里明确地清晰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从乡村走进城市的年轻人。从此，他的小说开始真实而有力量起来——初涉城市的迷茫、晦涩和小喜悦，接触新鲜环境的懵懂、胆怯和小坚强，细细读来，纤毫毕现。
　　如今，个体的生命正日渐接受着时代和环境的嬗变所带来的考验。而本书正是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履历的最初阶段，小说中点点滴滴透视的是一个生动的希望：经历的温暖而震撼，语言的奇特而绚丽，题材的敏感而深入，随着灵性精湛的行文语言和平缓渐进的叙述，一个特别的世界随着文字渐渐展开……

作者简介

巩高峰，笔名孩子。《青年文摘·彩版》编辑。2004年起写作，以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为主。迄今在《当代小说》《布老虎青年文学》《百花园》等刊发表小说30余万字。有小说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刊选载。连续三年获全国微型小说大奖赛年度奖。连续三年获

目　　录

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
坐在街边抽烟
天涯共此时
冬雨兜头
二十岁的年轮长在夏天
第一场胜利
水
像鸟一样飞
手机也叫手提
垃圾箱
省下三百块钱
补丁
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
除了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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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
　　十七岁那年的春夏之交，我抱着两条烟一箱酒从镇上派出所办了个十八岁的身份证，花掉母亲含泪卖的那个半大小猪的钱到了上海，用低声下气的哀求让老乡把我带进了一个家具厂，当油漆学徒工。
　　上班的第三个月的第四天，我坐公交车去看我们车间主任。我们车间主任病了。不，应该叫伤了。反正是住院了，在离工厂二十七个公交车站以外的市立医院。大家伙都去看望了，就剩我一个没去。因为我从来没到过市里，他们仔细给我数回来了站名。于是我有些慌张，俗话说万事赶早不赶晚，主任平时对我就不太满意，这下可好，弄了个倒数第一。没办法，这个月我连白班，天没亮上班天黑了下班，总不能半夜三更的去吧。于是我决定买个体面一点的水果篮，希望可以将功补过。可是水果篮的价钱超出我的预计不止一倍，所以坐上公交车后，心疼的感觉开始翻江倒海起来。两个月的加班费啊，就换来这么个拳头大的破水果篮。于是，我给我的这个决定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割肉计划。
　　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我排查了全身，还剩下五个硬币，它们在我最习惯放钱的兜里沉甸甸地坠着。拍了拍它们，听到了叮啷啷的响声，我塌实了，这才注意到公交车上的人都躲着我。我知道是我身上的油漆味引起的，这没办法，车间里一班下来就是十八个小时，别说身上了，就连头发丛、眼睫毛、皮肤的褶皱里全都是油漆味。我们车间最有文化的工友说，这叫每个毛孔都冒着油漆的清香。
　　要说主任其实也没什么大伤，就是让机子绞掉个指甲盖。这种伤要是放我们身上，顶多也就是给个轮休，可在主任那儿却要住院。也许主任伤的是手，想检查的是自己的威信吧，反正一个车间大几十号人，很快就纷纷扰扰地割裂成很多块，倒两班公交车去看他。
　　不过医院比我们车间可好多了，清新凉爽，还有点小风，连护士走路带起的裙角都散发着甘甜的苏打水味。找到主任病房的时候，主任正跟一个漂亮的护士闲聊。见一个水果篮进去了，主任连忙躺下了，脸上挂出久病不愈的表情。主任显然没对水果篮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因为床头的柜子上已经堆了小山一样的礼品，我知道，我的割肉计划失败了。
　　站在主任床边，我半生不熟地说着些问候，主任恍惚着要睡着了。还没出医院大门，我便在心里盘算起五个硬币的用法来，斟酌着怎么使用才能尽量地优化。我喜欢吃拉面，每次到市里都要吃一碗兰州拉面，这是我最任性最奢侈的习惯。兰州拉面三块钱一碗，剩下两块钱正好够坐车。这么一算，回到厂里我正好一清二白。
　　拉面店在市里不好找，好容易有了一家，服务态度却极差。我叫了四声服务员，才从里间出来一个穿着黑黄的白大褂的壮小伙。我要了拉面，那人懒得搭理似的又回去了，半天也不露面。我急了，就是马上回去我也只能睡五个小时，之后就是白转夜的二十四小时连班，让他们这么一耽误，我别睡觉了。

十七岁那年的五枚硬币 　　十七岁那年的春夏之交，我抱着两条烟一箱酒从镇上派出所办了个十八岁的身份证，花掉母亲含泪卖的那个半大小猪的钱到了上海，用低声下气的哀求让老乡把我带进了一个家具厂，当油漆学徒工。 　　上班的第三个月的第四天，我坐公交车去看我们车间主任。我们车间主任病了。不，应该叫伤了。反正是住院了，在离工厂二十七个公交车站以外的市立医院。大家伙都去看望了，就剩我一个没去。因为我从来没到过市里，他们仔细给我数回来了站名。于是我有些慌张，俗话说万事赶早不赶晚，主任平时对我就不太满意，这下可好，弄了个倒数第一。没办法，这个月我连白班，天没亮上班天黑了下班，总不能半夜三更的去吧。于是我决定买个体面一点的水果篮，希望可以将功补过。可是水果篮的价钱超出我的预计不止一倍，所以坐上公交车后，心疼的感觉开始翻江倒海起来。两个月的加班费啊，就换来这么个拳头大的破水果篮。于是，我给我的这个决定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割肉计划。 　　做好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我排查了全身，还剩下五个硬币，它们在我最习惯放钱的兜里沉甸甸地坠着。拍了拍它们，听到了叮啷啷的响声，我塌实了，这才注意到公交车上的人都躲着我。我知道是我身上的油漆味引起的，这没办法，车间里一班下来就是十八个小时，别说身上了，就连头发丛、眼睫毛、皮肤的褶皱里全都是油漆味。我们车间最有文化的工友说，这叫每个毛孔都冒着油漆的清香。 　　要说主任其实也没什么大伤，就是让机子绞掉个指甲盖。这种伤要是放我们身上，顶多也就是给个轮休，可在主任那儿却要住院。也许主任伤的是手，想检查的是自己的威信吧，反正一个车间大几十号人，很快就纷纷扰扰地割裂成很多块，倒两班公交车去看他。 　　不过医院比我们车间可好多了，清新凉爽，还有点小风，连护士走路带起的裙角都散发着甘甜的苏打水味。找到主任病房的时候，主任正跟一个漂亮的护士闲聊。见一个水果篮进去了，主任连忙躺下了，脸上挂出久病不愈的表情。主任显然没对水果篮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因为床头的柜子上已经堆了小山一样的礼品，我知道，我的割肉计划失败了。 　　站在主任床边，我半生不熟地说着些问候，主任恍惚着要睡着了。还没出医院大门，我便在心里盘算起五个硬币的用法来，斟酌着怎么使用才能尽量地优化。我喜欢吃拉面，每次到市里都要吃一碗兰州拉面，这是我最任性最奢侈的习惯。兰州拉面三块钱一碗，剩下两块钱正好够坐车。这么一算，回到厂里我正好一清二白。 　　拉面店在市里不好找，好容易有了一家，服务态度却极差。我叫了四声服务员，才从里间出来一个穿着黑黄的白大褂的壮小伙。我要了拉面，那人懒得搭理似的又回去了，半天也不露面。我急了，就是马上回去我也只能睡五个小时，之后就是白转夜的二十四小时连班，让他们这么一耽误，我别睡觉了。 　　拉面终于上来了，我把起火的心思往回收。可第一口我就吃出了不对味，拉面味道不纯，绝对不是正宗的兰州拉面。可筷子一挑漂出个荷包蛋，把我的不快压了下去。心满意足之后，我抹了嘴刚要喊付帐，那壮小伙就极快地闪到桌前，礼貌地说，先生，一共四块钱。我瞪了瞪眼，怀疑道，我从来没吃过四块钱的拉面。那壮小伙有点不耐烦，边收拾碗筷边说：拉面是三块钱，里面不是有个荷包蛋嘛。 　　我没办法多话，眼睁睁看着他从我手心里一个一个捏走了四个硬币。剩最后一个硬币了，我握在手里晃悠半天，晃出一层汗珠来，硬币就委屈地含泪瞅我。坐一班车后离厂里还有十九站，走到天亮怕是也到不了。打的回去再给钱？那要多少钱啊，还不如杀了我呢。最后，我想出一个折中的主意，打电话叫工友接我，以前他们这样干过，划算一些。想定，我一扭头就见到一个投币电话机静静地杵在不远处，像是在专门等我似的。 　　投了币按了号码，里面静了半天，才很不耐烦地传出嘟嘟嘟嘟的声音。完了，吃币了。我突然间傻了一样，觉得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四面都是沼泽的荒岛上，茫然无助。好半天，愤怒才回到身上，我毫无选择地狠狠给了电话机一拳。行人的诧异和拳头上钻心的反作用力让我不得不弯下腰，掩饰我的羞怯和痛楚。 　　叮啷啷。清脆的声音超出了我的疼痛。我诧异地四顾了一下，大脑让思维指挥眼睛从天空转向了电话机。在出币口那儿，堆了五枚硬币。 　　没错，是五个，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五枚硬币，崭新崭新的。 　　坐在街边抽烟 　　十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和小利就喜欢坐在这条街边。厂里发的衬衫不透汗，我们习惯把上衣的纽扣解开三颗，让风吹到怀里。然后，小利或者我，忸怩地推让一番，一个人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我们俩笨拙地一个擦火柴，一个用双手捂成括号，挡着风把烟点了。夏天的傍晚，从工厂那炉子似的车间里出来，我和小利总坐在这条街边的青石台阶上抽烟。倒也不为别的，街对面是家很有名气的谭鱼头火锅，靠街的一面是窗户。我们看不到火锅里的真材实料，但是我们知道，能进这种饭店里吃饭喝酒的，肯定不是我们这样的人。 　　让目光在空中弯来绕去之后也看不到谭鱼头火锅到底是不是名符其实，我和小利有些塌实的失望，只好坐下，继续抽烟。傍晚的阳光通过谭鱼头的窗户反射到地面上，没了力道，很软弱。我们就把它压在屁股底下，相当于垫张报纸，点着第二根烟。一般情况下，我和小利没什么话说，从小光屁股时就在一起，能说的该说的早就说很多遍了。我们用三根烟等待着晚上的加班时间，在三根烟的空当里，我们除了羡慕那些呼朋唤友的人一拨一拨代替我们去验证谭鱼头火锅的真假外，多数时间就看着手里的烟头一点一点地变短。在烟离开嘴的时间里，我们总要把烟缩在手掌里，似乎不想让别人看到。 　　偶尔的，我和小利也会没话找话地扯几句，比如我们故意躲在厕所里抽烟被老师发现开除我们，比如我们小时候吵架的原因不过是你多吃了我家一顿饭我少吃了你家一样菜。其实很多事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应该任由它留在那儿，慢慢淡出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大脑应该用来想着怎么能多加一些班，多挣一些钱，以后好娶个象样的媳妇儿，生个比别人家健壮而好看的娃娃。但是三根烟的时间有时确实很长，甚至漫长，漫长到我们必须把小时候的一些事搅和起来，说三道四。然后，一不留神让烟把我们呛出眼泪来。 　　那条街留给我们的印象，除了阳光下的谭鱼头和一长条一长条的青石阶，就是我们并不喜欢却一直在迷恋的烟雾，还有弥漫在街道上空的车间里的胶水味。后来，我和小利在那条街上呆了很久，从送水工到水店老板。我们俩还极力攻关过那家一直常盛不衰的谭鱼头火锅店，希望他们能用我们那间小店的纯净水。但是他们嫌我们的档次不够，我和小利以小老板的身份轮番上阵都不行。 　　之后，我们的生意不咸不淡，但是比起当初在车间里等着加班熬夜当然是好得多。甚至，我们可以去对面的酒店里坐着，俯瞰这条旧旧窄窄的小街。 　　当然，谭鱼头终于还是走了，换了一家，还是火锅店。临街的窗户和墙全部打掉，装上一水的玻璃墙。坐在里面能把街上的烟头看得一清二楚。当然，街上行走的人一抬头，我们就透明地坐在他们斜上方，有些为富不仁似的在喝酒吃火锅。 　　我们的水店发不了财，也饿不着人。不过我和小利倒真讨着了家乡最出色的姑娘做了媳妇，还各自生了白白胖胖招人喜爱的儿子和闺女。在两个年轻的媳妇坐在店里当老板娘的傍晚，我和小利就爱去火锅店里坐着。我们竭力学着那个年轻的夏天我们所想象的一切，比如，认真地检查着火锅是不是货真价实，动作夸张地碰杯，把酒一口一口干掉。醉意袭来时，我们还是会没话找话说，但是十六岁之前的记忆再怎么搅和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倒是十六岁那年傍晚的三根扭扭捏捏的烟让我们唏嘘不已。 　　同样的傍晚，我们闲坐着，说些不痛不痒的关于幸福的话题。 　　说了几句，碰了几杯扎啤，没了兴致。似乎商量好的，我们俩把手插在裤兜里，踱到街对面。青石台阶还在，但是台阶上不再是低矮的窝棚出租房，而是一家商场，生意兴隆。所以，青石台阶早没了本色，上面都是脚印。 　　我和小利对望了一眼，有些犹豫，想坐下。感觉到旁边有人好奇地看我们，是的，两个衣装整齐干净的大男人，坐在人来人往中，毛病。 　　小利多余地用嘴吹了吹台阶，似乎想把那些脚印吹走。我笑了，一屁股坐塌实了，仰头看对面火锅店的玻璃。不知是醉眼朦胧还是阳光撞到玻璃就散了，世界一片金黄。 　　小利捅了捅我，我扭头，小利递了根烟给我，示意我往左边看。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面对着人流的熙来攘往，他们伸直双腿，晃着身子，屁股下垫着广告传单。他们用火机旁若无人地点烟，吞云吐雾。恍惚的，就是十六岁的我和小利。当然，很明显不是。他们染着头发，好像是黄色的，又似乎是棕色的，傍晚的阳光照着，不确切。他们还穿着肥大得出奇的衣服，他们不用解扣子，风在里面鼓鼓囊囊地走。 　　他们就在我们的左后方，近到能闻到烟丝的味道。似乎注意到我和小利一直在看他们，两个小家伙龇牙笑了，扬了扬手里的火机，示意我们，你们是不是忘了带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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