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责任 轻与重文丛

　　让·克莱尔（JeanClair,1940—），法国作家，巴黎索邦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哲学博士，著名美学家、艺术哲学及艺术史理论家，曾任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目前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任艺术史教师及多本法国重要艺术研究期刊主编，研究方向主要为当代艺术，对艺术品市场及流通机制也有思考，著有《美术现状思考》（1983）、《艺术家的责任》（1997）、《文化的寒冬》（2011）等20余部专著。
　　赵苓岑，女，1987年12月出生于四川，自2012年起就读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翻译硕士专业。
　　曹丹红，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200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已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并译有（独立或合译）《流浪的历史》、《解读杜拉斯》、《东方之旅》、《鳄鱼的黄眼睛》、《批评与临床》、《日常生活颂歌》等多部译著及译文。

　　不久之前尚有一个既简单又明确的答案，而且在苏联解体前，这个答案似乎一直占据着上风，那便是：现代性从本质上说始终是世界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在苏联，现代性一直将自身形式的事业等同于革命的社会关键问题。它始终站在民主的一边，由始至终体现着反压迫与精神自由的价值，当然还包括面对群体专制时个体创造力的价值。最后，现代性还以其形式的大胆及创新，一直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增进人类的福祉。现代艺术的历史可谓人类精神进步的范式。因此，那些被国家奉若至宝、珍藏在博物馆的现代艺术产品，就不仅仅是mirabilia（奇迹），而更是我们文明的exempla（例证），因为我们的文明即产生自以人权为研究对象的世俗化人类学。主体如果获得自主权，那么他的艺术作品将是其最纯粹的见证、最珍贵的分泌物。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些人类天赋的产物更为珍贵，因为脱离了神和专制君主的托管之后，这些产物证明了自身的无限权力及无限自由。这样一来，对艺术的崇拜可以说成为了今人的宗教，将现代人新教会的一干会众聚集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质疑艺术的本质、损毁艺术的声誉、怀疑艺术的启示就是在亵渎圣物。最近，围绕着对当代艺术的一些指控——虽然指控的措辞还算谨慎——产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激烈程度似乎就是人们偏离理智范围、囿于教条的征兆。
　　不过，如加坦皮贡这样的思想精英给予现代艺术的特权，却是项过大的特权。战争结束十来年后，加坦皮贡这样写道：“（现代）艺术用过去俯首称臣的外省身份换来了帝国身份，成为帝国中的帝国。过去，如果说由宗教、思想或科学掌控的时代不曾迫使艺术消失，那么这些时代能给予艺术的，只能是严密监控下的一隅。现在，如果说现代艺术那如此多样化甚至不协调的趋势之间存在着某一共性的话，那应该是合法感……现代艺术不再甘于充当从前的游戏、消遣的角色——文明的装饰、颂词或宣传。无论是创造还是发现，它都是一种将自己提升至自身权威的经验。”
　　上述论述见诸加坦皮贡那本意欲成为当代思想总结的书中，它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准则。我们这一代人将保罗克利和毕加索的复制品钉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后来的那一代人贴的是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的照片——，我们学会了不去质疑加坦皮贡提出的准则。这一准则宣扬的是不屈从、自发性、反抗、持续的陶醉以及无限权力的美德，而这些完全免受处罚，因为这一运动，即“无论是创造还是发现”（虽然这一表述本该令人不安，因为这么说其实是赋予了实验和实现同等的地位）无论如何是“合法”的，不仅如此，它只从自身取得合法性。书以马尔罗式的激情结尾，令人血脉贲张。我们根本不曾想到，“一种将自己提升至自身权威的经验”其实只会出现在宗教信仰或政治独裁中。作为一种doxa（教条），它必然召唤信徒的狂热，就像它召唤倾听者的顺从。现代艺术是从哪里取得这一豁免权，让其能够远离人们的评判，摆脱“有用性”这一徭役，抛开同其他所有精神活动一样向共同体汇报的义务？我们能否想象艺术家是一个不对任何事、任何人负责的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在四十年后的世纪末期，我们被引向了对现代性的另一种解读。一系列的展览、研究都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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