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科学合理的会计计量不仅有利于企业产权的保护，而且对企业产权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收益的会计计量在某种程度上比资产的会计计量更为重要，甚至可以看作是会计计量的核心。
农业活动的最主要生产资料是生物资产，而生物资产的主要特征在于具有生物转化功能，这种生物转化功能使生物资产的价值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面临诸多困难。生物资产多样性的存在，使这种计量和披露变得异常艰难。再加上各国农业基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公众公司数量极少，使得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长期不被学术界、实务界和准则制定机构所关注。只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农业公众公司数量的增加，与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相关的理论研究才有所增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集中于农业会计准则制定、生物资产计量属性选择及林木资产核算等方面，专门针对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而在实务和准则制定界，尽管已有《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以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等的发布实施，但这些准则也基本局限在对生物资产的计量和披露方面，没有触及农业活动会计收益的计量和披露。因此，本书选择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模式作为研究主题，既可丰富会计理论研究，又能为农业活动会计收益标准制定和相关会计实务操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农业活动的最主要生产资料是生物资产，而生物资产的主要特征在于具有生物转化功能，这种生物转化功能使生物资产的价值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面临诸多困难。生物资产多样性的存在，使这种计量和披露变得异常艰难。再加上各国农业基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公众公司数量极少，使得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长期不被学术界、实务界和准则制定机构所关注。只是近十几年来，随着农业公众公司数量的增加，与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相关的理论研究才有所增加。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集中于农业会计准则制定、生物资产计量属性选择及林木资产核算等方面，专门针对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而在实务和准则制定界，尽管已有《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以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等的发布实施，但这些准则也基本局限在对生物资产的计量和披露方面，没有触及农业活动会计收益的计量和披露。因此，本书选择农业活动会计收益计量及信息披露模式作为研究主题，既可丰富会计理论研究，又能为农业活动会计收益标准制定和相关会计实务操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