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是礼仪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说，丧礼在17世纪中欧交流中的角色。选择礼仪作为视角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往对中西交往，尤其是对17世纪中国天主教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宗教教义和西方科学，而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礼仪研究却被忽略了。本书的研究得益于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这期间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一种基本是传教学和欧洲中心的立场，转变为一种汉学和中国中心的路数。对礼仪的关注推动以上转变，也使得我们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的研究，而代之以一种关注文化互动的新范式。
本书只关注一种礼仪——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具体来说是丧葬礼，因为它通常被认为处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之后，葬礼发生了何种变化？本书将研究的时段限定在17世纪，主要因为与那一时期的葬礼相关的材料大量地保存了下来。限定时间框架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本书并不把已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礼仪之争”作为重点。因为单单是葬礼之类的礼仪本身就值得研究，不必从“礼仪之争”的角度来解读它们，虽然1690年代之前的有关中国葬礼的文献就已经日益受到这场争论的影响。“礼仪之争”只是本书研究的边缘问题，但由礼仪问题而引发的紧张，还是要放在这场显示了中西礼仪活动特质的争论的背景下来考虑。将时限设在17世纪的最后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具有几个典型特色，使得它特别适合从文化碰撞的角度进行观察。
本书只关注一种礼仪——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具体来说是丧葬礼，因为它通常被认为处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之后，葬礼发生了何种变化？本书将研究的时段限定在17世纪，主要因为与那一时期的葬礼相关的材料大量地保存了下来。限定时间框架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本书并不把已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礼仪之争”作为重点。因为单单是葬礼之类的礼仪本身就值得研究，不必从“礼仪之争”的角度来解读它们，虽然1690年代之前的有关中国葬礼的文献就已经日益受到这场争论的影响。“礼仪之争”只是本书研究的边缘问题，但由礼仪问题而引发的紧张，还是要放在这场显示了中西礼仪活动特质的争论的背景下来考虑。将时限设在17世纪的最后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具有几个典型特色，使得它特别适合从文化碰撞的角度进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