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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林贤治先生的**作品集，既延续他一贯的风格，又在新时代下展现不一般的意义。
这是一部有力的人文审思之作。作者透过史料钩沉与世相显影，将历史的再现与独到的思索结合，呈现出历史的深广度，展示其多方位的思考维度。
这是一部颇具问题意识的人文随笔集。作者并不将那些重大事件孤立，而致力于追寻事物本源，为读者打开深邃的思想大门。

内容简介

《纸上的声音》是作者近年来的随笔及评论的结集。知识分子问题一直为作者所关注，《纸上的声音》通过对多位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叙述，探讨知识分子与国家、社会、革命、历史诸关系，解析作为理念人和实践者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与人格建构。其中，对于中国“国民性”及现代作家“精神还乡”问题的阐发，寓褒贬于历史观照之间，视域开阔，观点鲜明，创见迭出。

作者简介

林贤治，诗人，学者。广东阳江人。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夜听潮集》，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盗火者》《文学与自由》，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主编丛书丛刊多种。

目　　录

题记 / 1

卢森堡：“嗜血的‘红色罗莎’” / 1
阿伦特：沉思与反抗 / 14
自由、祖国、十字架 / 28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 / 39
写在《希特勒万岁，猪死了！》的前面 / 51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 57
《1984》的一个新译本 / 62
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 / 67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 82
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 95
夜读抄：《论小丑》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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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题记
　　岁云暮矣。
　　灯下编辑几年来的短文，发现题旨颇相近，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文学之类，跟此前出版的集子差不多。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始于对鲁迅的阐述；稍后，为舒芜的文章所触发，乃有关于“胡风集团案”的议论。这时，历史已被推入九十年代，沉寂间勃兴了诸如“告别革命”“反思五四”“躲避崇高”“振兴国学”等猛论，或许与心境的焦烦有关，总之听起来特别聒噪，遂又断续写下若干质疑及抗辩的文字，以至于今日。这些文字，自知距神圣的“学术”太远，无非抒愤懑而已。论及鲁迅时，曾写过“中国没有知识界”这样的话，原是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入阁”的现象而来的，而今检讨起来，似乎也还算不得过激之谈。“知识”而有“界”，不问而知，
　　存在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一性，所谓“团队精神”。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知识者的实践，并以此维系他们。试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四，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着道义担当的知识群体呢？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什么是知识分子？五四一代以英雄主义的群体行动，对这个拿来的概念首次作出本土性的阐释。简而言之，其一，对权势社会保持相对的精神自由及独立身份；其二就是社会实践性。伯林把俄国知识分子称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军队，詹姆逊说最好的知识分子出在法国，都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广大阶层，主要是底层，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抗议政府，而且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前沿。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因为适时产生了一批破坏旧轨道旧偶像的人物；在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意义上，与世界现代潮流相衔接。知识分子本身意味着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叠合，要求置身于公共空间而立足于个人责任。对于“公共”的涉入，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和方式，大呼猛进者固不必说，像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做的疫情记录工作，看起来平淡得很，而工作的实质却在于对抗遗忘。为人类的灾难作证，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分
　　子的角色选择唯是一种选择，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坚持在破坏中建设，在体制外建设；结果，导向革命问题的讨论，乃至直接参与革命都是势所必至的事。书中介绍的两位女性卢森堡和阿伦特，都有论革命的专著，卢森堡最后还是以身殉了革命的。她们一致肯定革命对于创造一个政治自由空间的积极作用，这种态度，与我国当代俊杰之士反对革命的论调完全相反。

题记 
　　岁云暮矣。 
　　灯下编辑几年来的短文，发现题旨颇相近，都是知识分子、文化与文学之类，跟此前出版的集子差不多。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始于对鲁迅的阐述；稍后，为舒芜的文章所触发，乃有关于“胡风集团案”的议论。这时，历史已被推入九十年代，沉寂间勃兴了诸如“告别革命”“反思五四”“躲避崇高”“振兴国学”等猛论，或许与心境的焦烦有关，总之听起来特别聒噪，遂又断续写下若干质疑及抗辩的文字，以至于今日。这些文字，自知距神圣的“学术”太远，无非抒愤懑而已。论及鲁迅时，曾写过“中国没有知识界”这样的话，原是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入阁”的现象而来的，而今检讨起来，似乎也还算不得过激之谈。“知识”而有“界”，不问而知， 
　　存在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整一性，所谓“团队精神”。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引导着知识者的实践，并以此维系他们。试想，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五四，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样一个有着道义担当的知识群体呢？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什么是知识分子？五四一代以英雄主义的群体行动，对这个拿来的概念首次作出本土性的阐释。简而言之，其一，对权势社会保持相对的精神自由及独立身份；其二就是社会实践性。伯林把俄国知识分子称为世界上最优异的军队，詹姆逊说最好的知识分子出在法国，都因为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广大阶层，主要是底层，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以抗议政府，而且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前沿。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正因为适时产生了一批破坏旧轨道旧偶像的人物；在人的解放这一根本意义上，与世界现代潮流相衔接。知识分子本身意味着独立性与公共性的叠合，要求置身于公共空间而立足于个人责任。对于“公共”的涉入，可以有不同的状态和方式，大呼猛进者固不必说，像加缪小说《鼠疫》中的里厄大夫做的疫情记录工作，看起来平淡得很，而工作的实质却在于对抗遗忘。为人类的灾难作证，公共性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分 
　　子的角色选择唯是一种选择，就是听从良知的召唤，坚持在破坏中建设，在体制外建设；结果，导向革命问题的讨论，乃至直接参与革命都是势所必至的事。书中介绍的两位女性卢森堡和阿伦特，都有论革命的专著，卢森堡最后还是以身殉了革命的。她们一致肯定革命对于创造一个政治自由空间的积极作用，这种态度，与我国当代俊杰之士反对革命的论调完全相反。 
　　文化问题过于广大，简直无所不包，像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文化。书中虽然多有涉及，不过泛泛之辞，只有关于国民性批判问题的一篇札记，思路稍为集中，但也并不深入，只是从相关的材料中拈出可供追索的若干线头罢了。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学。中国文学的问题，我以为，精神的衰微和语言的贫乏是主要的。这里有一个语境问题。其他精神文化领域，似乎也都大抵如此。 
　　不是知识分子而谈知识分子，正如不是文化学者而谈文化，不是文学家而谈文学一样，于我确乎是不相宜的。然而没有法，世事总有不能已于言者，何况像我这样褊狭不平和的人。从前自以为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其实由来便非专一迷恋旧日的梦境，也不时环顾左右，有所憎恶，有所抗拒，于是又觉得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者了。 
　　其实，世上的许多问题是无须讨论的，即便有所谓“公共论坛”，看似众声喧哗，到底是自说自话。一个人在纸上跋涉，歌哭，笑骂，全凭内心的指示；这种自我解放的感觉，在实际生活中确是不曾经验到的。虽然，声音听起来不免显得空洞、含糊、乏力，且往往羁留纸上而于社会无涉，我仍然乐意倾听，——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声音。 
　　国民性批判问题的札记 
　　外国人看中国人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从16世纪开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传教士陆续来华，通过他们，欧洲唤起了对这个东方古国的热情，至18世纪中期尤为炽烈。这时，中国赢得欧洲人普遍的钦敬和颂扬；但是，19世纪以后，原先较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对中国的介绍，最初偏重于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后来转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赞美。这里包含着对制度优劣的价值判断在内，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骄蛮与愚妄。 
　　在塑造中国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稣会传教士起到“领唱者”的作用。由于这些传教士都是经由严格挑选的著名学者，因此影响特别广泛。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最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便是权威著作之一。其中，他这样说到中国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颂。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成就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便越自卑。” 
　　法国传教士多说中国的好话，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大受影响，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认为比西方更理性、更人道，虽然中国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是精神文明是值得效法的。提出“三权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强烈反对伏尔泰的看法，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说，中国人生殖过快，子孙绳绳，但都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又说，中国施行“人治”，一种道德至上的政体，其特质是有规则而无精神。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开国之初尚讲道德，其后则整个制度屈从单一的个人意志，戕害人性，腐败成风，由是兴替得以不断循环下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1694－1774）赞同伏尔泰而反驳孟德斯鸠，他出版《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力做了辩护。《社会契约论》的作者、被称为一代民主政体之父的卢梭，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则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态度。“远看成岭侧成峰”，其实都是同一个中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法国诗人雨果（1802－1885）在圆明园被焚次年，致信英法联军巴特勒上尉，痛斥西方侵略者，信中直呼英法两国为“强盗”，最后呼吁说：“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物归还被劫的中国。”英国思想家罗素（1872－1970）也曾表示说，准备起草一份控诉书，控诉每一个列强。 
　　西方人有种种，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中国，英国人先扬后抑，同欧洲的整体态度基本保持一致。而罗素始终是友善的。 
　　同《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笛福称中国为“可悲的民族”相反，罗素称之为“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国家之一”，盛赞中国的国民性：善良、安顺、礼貌、耐心，“爱面子”及“和平感”，如此等等。 
　　中国喜作“枭鸣”的鲁迅对罗素的赞辞并无好感，他曾针对罗素赞美中国轿夫的言论，作出尖锐的嘲讽。 
　　对于中国及其国民性，德国人同样有褒有贬。 
　　其中推崇中国文化最力的，要数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他在《中国新论》中，对中国的道德和哲学赞扬有加。魏玛枢密顾问官歌德（1749－1832）称赞的也是中国的道德和礼仪，中庸、保守和节制。本来，在德国这样崇尚古典和理性的国度，多少可以容忍中国的专制和保守，然而，在知识阶级中，从赫尔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批评者还是占压倒性多数。 
　　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对中国有所论述。他说：“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是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他说：“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年，仍旧是他们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着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湎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 
　　他说：“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得立即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套在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永远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儿童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刻板机械，永远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宗教、道德、律法、科学，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是从根本上否定的。 
　　他从“绝对精神”出发，认为中国的民族性缺乏属于“精神”的一切，缺乏个人性、主观性，缺乏内心的自由。他认为，中国人崇拜权力，自视卑贱，只有一种顺从听命的意识。 
　　他指出，中国这个国家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权制的政府。这个政府用了谨慎、劝谕、报应的，或者简直可以称为纪律的刑罚，来维持它的机构。从家庭到社会，培养并贯彻“家长政治”的原则，其实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 
　　在美国，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是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位中文名为明恩溥的传教士，在华生活近五十年，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性”。 
　　其中首要是“面子”问题，其余为“蒙昧”“轻视外人”“公共心之缺乏”“保守主义”“同情之欠乏”“缺乏人格与良心”，以及后经删除的“裙带关系”、“缺乏利他主义”等等。在整体上，全书的色调是偏于灰暗的。 
　　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批判，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稳定性或称不变性。所谓坚忍性，无非给保守性给换了一种好听的说法罢了。二、自大，即史密斯所说的“面子”，把国家称为“天朝”、“中国”，其实由此而来。“文革”时，大力宣传北京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革命，这种“中国中心论”可谓民族自大的登峰造极之作。三、视等级为天经地义。四、国族、家庭、群体大于个人，颂扬个人的顺从和义务而忽略权利。对等级的遵从与对个人的卑视，结合为奴性，自然这同专制政治密切相关。五、漠视社会和他人的存在，对何为正义和真理这些带有终极性的理念，由来缺乏追求的热情。 
　　应当把帝国主义及殖民势力的政治行为与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分开。虽然两者不无联系，但是也应看到相互间的悖离、矛盾与冲突。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殖民主义的产生，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挑战，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它只是一个短时段，存在之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不能据此否定人文主义传统本身。事实上，西方人正是依靠这一传统而战胜了殖民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斗争，西方宗主国有不同的人群予以积极的回应，或直接加入其中，所以未尝不可以把斗争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一种自我救赎和自我战胜，体现了人文主义自身的力量。 
　　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因身份、视角、观念的不同而不同，并非一律出于“侵略者惯用的文化毁灭、精神奴役的文化侵略”，不完全构成“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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