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四”自由主义流变

《中国"五四"自由主义流变》内容简介：滥觞于维新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进入其繁荣期，维新时期是中国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绍介期，以严复为代表；维新时期的自由主义为“五四”自由主义的繁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五四”时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繁荣期，胡适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走向；以殷海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是“五四”自由主义的余音。严复、胡适与殷海光表征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严复、胡适、殷海光三位自由主义者的审视，可以管窥中国：自由主义的全貌。

“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只有这样的政治“精英”才能安抚时局、拯救危亡，愚者只是乌合之众，即使联合成群也无法替代智者的作用，“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如果没有智者的教化，愚者不能行使自由，因为“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这样一来，民众连自由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所谓的民主也就无从谈起。在维新变法中，严复曾经靠扶持皇帝来收揽民心，推动变法。但是失败后，又把热衷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当作稳定秩序的得力“精英”，认为如果除掉袁世凯， “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可见，严复的历史观带有精英主义倾向，虽然看到了民众落后的事实，但据此又把社会的发展完全归结于“精英”的贡献，彻底否定了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大众的能动作用和聪明才智，也没有找到由此及彼的沟通桥梁。
　　再次是激进主义与保守情结的纠葛。严复的自由主义是汇通中西、纵贯古今的结合，具有明显的折中调和意味，严复主张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但在那个时代，这恰恰既不为封建朝廷所欣赏，也不被革命志士所理睬。为探索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严复只能不断变通自己的理论来寻找道路。严复首先是以激进者的身份出场，他从中西对比中深刻体会到中国的落后，于是积极著书立说，对顽固不化的封建保守主义展开猛烈进攻，使舆论界里响起不小变法图强的呼声，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深得热血青年的敬仰，然而令保守势力感到忧虑不安， “窃见迩来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罔忌，措词多失体要。《国闻报》所登严复议论，亦时蹈此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