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

范伯群，1931年出生，著名学者，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后，受聘于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为特聘专职教授，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科研工作。 曾与曾华鹏合撰《鲁迅小说新论》、《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等多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肇始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远远超过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成就。因为前一个世纪之交正值中国文学的转型期，也即从古典型转化为现代型。这种划时代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后一个世纪之交，文学没有发生什么“质”的变化，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作品的出现，就这样平平稳稳（也许可以称作平庸）地跨过了庄严的世纪之线。可是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以“小说界革命”为龙头标志作腾越式前进。它的标志性文章是几道（严复）与别士（夏曾佑）发表在1897年天津《国闻报》上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严复当时正翻译好《天演论》，而这篇“缘起”简直可称作《天演论》的文学版。严、夏二人是有世界性的视野的，也懂艺术规律。但是这样一篇连载了十多天的长篇大论的重要文章，竞用了这样一个“事务性”的题目，使我感到非常可惜。另外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的，“本馆”究竟附印了哪些小说呢，查一查竟一篇也没有。梁启超在一则《小说丛话》中说：“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日《本馆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之手。余当时狂爱之。……《国闻报》论说栏登此文，凡十余日。读者方日日引领以待其所附印者，而始终竟未附一回，亦可称文坛一逸话。”①另一篇标志性的文章是梁启超于l902年写的。实际上是《新小说》的发刊词。我们不得不佩服梁启超，他不愧是一位宣传鼓动家。他的文章的题目实在叫得响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如果他也用《（新小说>发刊词》、《创办<新小说>缘起》之类，就没有现在的题目的效果了。这两篇标志性文章引进了外国先进的小说观，也强烈地提出了小说“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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