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民国范儿-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范儿是一种精气神，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本书所论及的林纾、梁济、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刘师培等18位名人，志业相殊，神貌各异，皆为清末民初活跃在学界、政界、军界、宗教界的重量级人物，引领了民国时期的国人的精神风貌、气节气度，可谓“民国范儿”。作者在本书中力求纠正被既定模式或“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误读，打捞沉积的细节，复原那些尘封既久、聚焦模糊的“历史记忆”，彰显其潜德之幽光。

　　林纾：悖逆是民国的一道风景
    对于林纾其人，史墨眷顾最多的，即集聚在他身上的那一系列悖逆性构成：不识外文，却成为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赞成维新，誓做“共和国老民”，却成为清朝遗老，并以年近七旬的高龄，ll次去光绪皇帝陵上祭谒。此类事流传甚广，随便拈举一端，便可成为老先生的一尊名片。以故，在对林纾其人进行评价时，学界使用最多的不外乎“傲慢”、“偏执”、“保守”、“顽固”之类的字眼。    但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放下批判的立场．以一种语境还原的方式，藉“同情之理解”对其进行心态重构，细解民国这一道悖逆的风景。
　　一时译名传海内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侯人。林氏得享大名，乃至对近代文化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启近代翻译西方文学之风。他虽不谙外文，却长于古文，兼擅诗词、绘画、戏曲。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起，直至逝世前，他总共翻译外国小说183种，1200多万字。其中涉及英、美、法、俄、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作品，译介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许多世界著名作家作品。林氏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仅凭口译者的口述，即能“耳受手追，声已笔止”，且译笔生莲，灵动传神。尤其是他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今译《茶花女》)，风行大江南北，一时有“外国《红楼梦》”之称。严复在1904年所赋留别林纾诗云：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足见其影响之大。胡适曾盛赞林氏翻译上的成就：  “古文不曾做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成百余种长篇小说，并使许多学之之人，亦用古文译长篇小说。古文中本少滑稽之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欧文与迭更司之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伽茵小传》等书。古文之应用，自司马迁以来．未有如此之伟大成绩也!”  (王森然：  《近代名家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钱钟书回忆他在十一二岁的情形时说道：  “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钱钟书：  《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页)
    译书虽不同于文学创作，但作为一种主体行为，通过译者所译之书，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曲透出译者的文化眼光和主体价值取向。如1905年，为配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林氏翻译了美国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Stowe)的《黑奴吁天录》，在该书跋中，他自谓翻译此书是“触黄种之将亡……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他认为，警醒国人、启迪民智是当务之急，而“西方多以小说启发民智”  (林纾：《译林叙》，  《译林》1901年第1期)。因此，林氏译介外国小说，多以救亡图存为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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