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

　　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的《儒林外史》在揭示精英政治的破产、文人的生存危机、道德沦丧和价值阙失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1803年刊行之后，这部小说声名日著，历久弥新，为文人读者提供了自我镜照和反省的绝佳契机。
　　《儒林外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反讽笔法展现了士林的众生百态，而且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困境。《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研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者认为，十八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转变的产物，也是对它们的回应。而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商伟，1962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两年后获硕士学位，专修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1988年赴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转向元明清小说戏曲。1997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03年获终身教职。后任狄百瑞东亚人文讲座教授。自2011年起，执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席。
　　研究课题以戏曲小说为主，涉猎思想史、文化史、出版文化和阅读史等领域。著作包括：Rulin waishi and Cultural Trans for mation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AsianCenter,2003），《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40》（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册第四章）；正在写作有关《金瓶梅词话》的专著，新著《评点与图像：（红楼梦>现象及其它》即将出版。

　　这并不等于说，《儒林外史》仅仅是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一种回声，或者把小说化约为一个简单的陈述或命题。相反，我认为这部小说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它采用了叙述的方式来处理那些为当时文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于理解十八世纪思想倾向的根本变化来说，吴敬梓关于儒家礼仪的叙述显得至关重要：它表明儒家世界的危机发生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超出了当时许多儒家学者（比如颜元和李塨）的理解。更准确地说，这样一种小说叙述既是当时思想讨论的一部分，又是对这一讨论的反省甚至批评。
　　本书的第一部分因此从两个方面来审视《儒林外史》：一方面，吴敬梓对儒家世界存在的问题做出了诊断，并将他所理解的儒家礼仪视为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选择本身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由此造成了小说叙述内部的张力。与他所追随的颜元和李塨一样，吴敬梓在描述文人生活的道德失范状态时，特别强调了儒家语言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的失败。但是，他并不认为语言或言说本身是问题的所在。他的小说揭示出儒家礼仪系统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既刺激了对言述的需求，也导致了言述的消解。吴敬梓所体现的这种叙述优势，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具体性，也在于它昭示了驱动个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一言一行的那些隐而未显的社会机制。像颜元和李塨那样，吴敬梓对儒家言说的功能持怀疑态度，这使他倾向于将儒家的礼仪实践视为一种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吴敬梓准确微妙地表述了让他和他的同仁们感到沮丧的问题，他也同时意识到自己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如何力不从心。的确，吴敬梓不仅描述了泰伯礼，而且还集中叙述了将儒家礼仪延伸进日常实践的努力，不过，这样做的时候，他也经常陷入困境，在儒家礼仪的必要性及其不可能性之间找不到调和的余地。他一方面强调通过行动来承担儒家礼仪的绝对义务，另一方面又将礼仪的实践者置于一个充满矛盾、反讽而且常常是荒诞不经的境地，由此而不得不重估他自己的礼仪实践的设想。这样一条分析线索让我们了解《儒林外史》的叙述如何展开了一个批判性探索和自我质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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