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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二十五年》是鲍氏在中国25年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共分40章，主要内容有采访孙中山、张勋复辟、蓝辛石井事件、游说美国总统通过《中国贸易法案》、张作霖印象、采访日本侵占沈阳、访问苏联与菲律宾、西安事变、日本侵占上海等，所记之事多是作者所见所闻。其中涉及中国革命、国共关系、中日俄关系、日本侵华等重大焦点问题。该回忆录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中国的传奇。他以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中国，既有对上层政治的描述与思考，也有对底层民众生活的体验与感受。民国社会黑暗与动荡、自由与痛苦的真相得到了一种别具视角的体现。

内容简介

洋记者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扮演着一种特别的角色：既是兴奋的外来观光客，也是认真的历史见证者。
本书是一个外籍记者在中国的传奇，反映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及其所见所闻。他以外国人的眼光，观察了中国的革命、国共关系、租界、中日俄关系、日本侵华等焦点问题，既有对中国上层政治的观察与思考，如对现代中俄边境关系、西安事变、南京事件等情势的分析令人深思；也有对底层民众生活的体验与感受，如对沦为土匪的流民之近距离观察；其对日本侵华给中国及世界所造成的苦难，更是有切身的体会、直观的展现与沉痛的批判。民国中国社会黑暗与动荡与痛苦的现实，在约翰·本杰明·鲍惠尔笔下得到了一种别具视角的再现。

作者简介

约翰·本杰明·鲍惠尔（John B.Powell，1888—1947），美国报人，188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12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曾任地方报纸推销员、广告经理、新闻编辑，后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讲师。1917年初，汤姆斯·密勒在上海筹办英文《密勒氏评论报》，鲍惠尔到达上海

目　　录

译者前记
第一章到东方去
第二章如此上海
第三章国际城市
第四章孙逸仙和袁世凯
第五章内战的阴影
第六章蓝辛石井事件
第七章上海的白俄
第八章游说哈定总统
第九章山东与华府
第十章华北之战
第十一章 “蓝钢皮”事件
第十二章华南事态
第十三章二十年代的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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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出版说明《在中国二十五年》的作者是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惠尔。 1917年，鲍惠尔从美国来到中国，从事新闻工作，曾担任刚创刊的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该报是一份以介绍并评论远东和中国情况为主要内容的报纸。鲍氏支持中国抗战，于1941年12月被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到东方去
一九一七年二月初，我搭乘一艘小小的货船到达上海，船慢慢地在虹口区的一个码头停靠后，我于是提着衣箱上岸；后面跟着一名脚夫，肩上背着我那双老式的洋铁皮衣箱。那天正在下雨，沿着黄浦江两排长列的仓库、栈房中间的街道，十分泥泞和狭窄。这时，两辆黄包车从后面追踪而来。虽然，那样的车足可容纳我个人和我的行李；但是，我仍旧决定步行到我预订的旅馆——理查饭店。这次东来，途经日本，我也曾见过黄包车，而且还在横滨坐过。可是，对于东方的一切，这时我仍旧觉得十分生疏。坐在那种由人类拖着跑的黄包车上，我浑身会觉得不舒服。
我这次到东方来，命运注定了要在这地球上政治情况最动乱的一个地方，办二十五年的报。这是由于米苏里大学的一位校友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的一封电报所引起。密勒在远东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新闻记者。
密勒的电报是从上海打给米大新闻学院院长威廉（Dean Walter Williams）的。电报上说，他希望邀聘一位米大的毕业生，帮他在上海创办一份报。威廉院长于是把这封电报给了我，而那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封横越大洋的电报。
在这个期间，我正在为了两个其他的工作机会左右为难。这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爱渥华州首府第蒙（Des Moines）的一家经济性日报的发行人的邀约；另一个是来自乔治亚州大西洋城的一家日报，这家报纸的发行人，希望我去做他的助理。但是，到东方去这个意见，却又富有很大的诱惑。因此，在我跟我的太太和同事们几次三番地研商后，我还是决定结束一下我在米大的工作，前往中国。
我不像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小说中的那位英雄，“降生在国际社会和外交阴谋的王国中”。我出生在米苏里州西北的一个田庄上，在一个乡间小学校里就读，后来又在这所乡间小学里教课，赚了一些钱，才到伊利诺州的昆西城，一边念高中和商学院，一边为一家早报和一家晚报送报。这样过了几年，我又转入那家老资格的《昆西自由报》（Quincy Whig）去做实习记者，赚几个钱，用做我到米大念书的学费。在米大，我读的是新成立的新闻学院。四年毕业后，我又回到米苏里州的西北区，在汉尼堡（Hannibal）的《邮递报》（Courier。Post）工作。汉尼堡是美国已故名作家马克·吐温幼年的故乡，我在那儿为《邮递报》做了四年的广告部经理兼发行部监督、市政组的编采主任，然后才回米大新闻学院做讲师。
就像那个时候，很多州里的其他美国年轻人一样。我对于远在天边的中国和日本的全部了解，只是从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上很少几页的文字中和并不正确的地图上获得。即令是在米大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也只有一两次的历史课堂上，教授们在提到古代、中古和近代史的时候，才说到中国。但就是这些，教授对中国所说的也不是什么恭维话。

第一章 到东方去 一九一七年二月初，我搭乘一艘小小的货船到达上海，船慢慢地在虹口区的一个码头停靠后，我于是提着衣箱上岸；后面跟着一名脚夫，肩上背着我那双老式的洋铁皮衣箱。那天正在下雨，沿着黄浦江两排长列的仓库、栈房中间的街道，十分泥泞和狭窄。这时，两辆黄包车从后面追踪而来。虽然，那样的车足可容纳我个人和我的行李；但是，我仍旧决定步行到我预订的旅馆——理查饭店。这次东来，途经日本，我也曾见过黄包车，而且还在横滨坐过。可是，对于东方的一切，这时我仍旧觉得十分生疏。坐在那种由人类拖着跑的黄包车上，我浑身会觉得不舒服。 我这次到东方来，命运注定了要在这地球上政治情况最动乱的一个地方，办二十五年的报。这是由于米苏里大学的一位校友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的一封电报所引起。密勒在远东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新闻记者。 密勒的电报是从上海打给米大新闻学院院长威廉（Dean Walter Williams）的。电报上说，他希望邀聘一位米大的毕业生，帮他在上海创办一份报。威廉院长于是把这封电报给了我，而那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一封横越大洋的电报。 在这个期间，我正在为了两个其他的工作机会左右为难。这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爱渥华州首府第蒙（Des Moines）的一家经济性日报的发行人的邀约；另一个是来自乔治亚州大西洋城的一家日报，这家报纸的发行人，希望我去做他的助理。但是，到东方去这个意见，却又富有很大的诱惑。因此，在我跟我的太太和同事们几次三番地研商后，我还是决定结束一下我在米大的工作，前往中国。 我不像辛克莱（Upton Sinclair）小说中的那位英雄，“降生在国际社会和外交阴谋的王国中”。我出生在米苏里州西北的一个田庄上，在一个乡间小学校里就读，后来又在这所乡间小学里教课，赚了一些钱，才到伊利诺州的昆西城，一边念高中和商学院，一边为一家早报和一家晚报送报。这样过了几年，我又转入那家老资格的《昆西自由报》（Quincy Whig）去做实习记者，赚几个钱，用做我到米大念书的学费。在米大，我读的是新成立的新闻学院。四年毕业后，我又回到米苏里州的西北区，在汉尼堡（Hannibal）的《邮递报》（Courier。Post）工作。汉尼堡是美国已故名作家马克·吐温幼年的故乡，我在那儿为《邮递报》做了四年的广告部经理兼发行部监督、市政组的编采主任，然后才回米大新闻学院做讲师。 就像那个时候，很多州里的其他美国年轻人一样。我对于远在天边的中国和日本的全部了解，只是从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上很少几页的文字中和并不正确的地图上获得。即令是在米大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也只有一两次的历史课堂上，教授们在提到古代、中古和近代史的时候，才说到中国。但就是这些，教授对中国所说的也不是什么恭维话。 但是，我认识不少在米大新闻学院就读的中国和日本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的一个，名叫黄辛，是一位出生在广东，后来从火奴鲁鲁来米大就读的中国的留学生。他跟我合作筹办一个“四海俱乐部”，会员准备包括各国的在米大就读的学生。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的动机，当时是基于我在学校报纸上所写的一篇文章，谈到米大的外国留学生的问题。另外一个在我教的那一班上课的中国学生，是来自上海的董显光。董和黄后来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只是他们两人的政治立场不同。另外一个从东方来的学生，是一位日本人，名叫户田（Toda），长得十分矮小，但却是我那一群学生中和学生军团中最好的学兵。那时，我不知道他在来美国读书前，已在日本陆军部队中服役过三年。 我到上海去办报这件事，终于惹起米大同事们很多的好奇和羡慕。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到上海去协助创办的，是什么样的一张报，因此，无法使我的心情得到平静。同时，我又成为许许多多希奇古怪而幽默的问题的箭靶。譬如有一个朋友问我能不能阅读“鸡脚印”?说着，并把一张当地中国洗衣店里开出的收据拿给我看，要我解释给他听。而米大理发店的理发师也问我要不要赶快留起辫子来，他说他可以帮忙。 但是，当一天天接近我启程到中国去的时间，我也一天天地增多对未来工作的了解。我曾经有一次写过一篇小城市报纸组织计划大纲，在一家经济性的报纸上发表，结果，被许多小城市的报社采用。这个计划对我的新工作会不会有帮助呢?将来在上海出版的这份报纸，是什么性质?我要不要写社论?拉广告和订户?或者就像一个典型的乡下报社一样，什么事我都得插一脚?对于这样一把抓的报社，我是太熟悉了。因为我曾经在小城镇的报社干过，除了排字没做过外，真是无所不为。可是，我只是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印刷工会。另外，我不知道中国报社有没有铸造排字楼，能够铸排五千个中国字。别人告诉我，这是一份中国报普通用的字数。 由于感觉有助于对我要去的地方增加了解，于是我跑到米大图书馆，找到两本有关中国的书。一本是： 《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另一本是：《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这两本书的作者，是曾经在中国传教五十多年的牧师史密斯博士（Dr，Arthur H，Smith）。史密斯博士向以言谈幽默风趣知名；在这两本书中，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也有不少极幽默的描写。因此，在美国各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并不喜欢史密斯博士的这两本书，他们觉得他对中国人的生活有偏见。有一次，在我刚到上海后不久，我去听史密斯博士讲演，他讲的是当时北京的政治情况。那时，北京的共和政府刚刚经过一阵宣统复辟的骚乱。史密斯博士在这一次的演讲后，就打道回美国退休了。但是，当时在场听史密斯博士演讲的听众，特别是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当他们听史密斯博士的结论说“中国现在正站在悬崖边缘”，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但是，这种沉重的感情立刻又被史密斯博士的话跟表情冲淡。当他幽默地眨眨眼，想了一想后又说：“事实上，自从五十年前我到中国，这个国家始终站在悬崖的边缘。” 一九一七年元月，我在旧金山搭乘日本远洋客轮“日本丸”，向中国迸发。在那个时候，我认为美国不会参加历时业已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当我搭乘的这艘日本轮船到达日本的长崎，这个与欧洲人接触最早的城市，也是我们在日本停留的最后一个港站，我同别的旅客结伴上岸游览，观光这个古老的日本城市的商店时，忽然，一位船员奉船长的指示跑了来，对我们说，凡是去上海的旅客，要立刻回船把自己的行李取下。据这位船员说，这是因为船长奉到设在横滨的东洋汽船会社总公司的指示，在长崎把所有去上海的旅客丢下，然后，直放马尼拉。于是，另外两三位和我同船的旅客，虽然我们买的都是去上海的船票，但这时却突然发现我们已经被遗弃在这个小小的奇异的日本港口——长崎。 接着，我们就到长崎的轮船公司去打听，看有没有别的船开上海。结果，据那些轮船公司的职员说：在三个星期内，没有任何船只往上海。这时，由于我身上所剩的钱已经不多，因此，我就到港口去打听，看能不能跟任何一艘去上海的货船同走。结果，经过我在码头上跑来跑去，跑了半天，总算找到了一位船长，他愿意给我一个舱位，把我带到上海。但条件是除了我把那张没有用完的横渡太平洋的船票给他外，另外再给他十元美金，而且，在船上我还得吃自己的饭。在无可奈何下，我同意了，并且立刻把我的行李弄来，匆匆忙忙地买了些吃的东西，以便跟这条船横渡中国海，因为，它在几个小时后就要启锚。只是，这条货船的船长只能说一点英语，而且，对我这位美国乘客并不感多大兴趣。 天气寒冷而阴沉，但当船离开九州西方的海湾时，太阳从云端里出来，天气于是变得暖和。这个时候，我开始嗅到船上有一种极难闻的怪味，而且，随着天气的变暖，这种怪味简直呛人欲呕。不得已，我跑去找船长，问他这是什么怪味道。船长立刻指着一大堆稻草包着的货物，堆在甲板上和大开舱门的舱口，说：“臭鱼——只有中国人才吃的臭鱼。”此后，经过好几个星期，这种怪味才从我的衣服上消失。可是，对于这种怪味，经过若干年以后，我才把它忘掉。 说起来，我能搭上这条船真是幸运极了，因为另外一艘在俄国海参崴登记注册的轮船“波塔瓦”（Poltava）号，一个星期后从日本开出，在中国海遇上台风，被吹到上海南部的海滩上，船上的几位乘客，经过好多困难才被救上来。 这次到东方，即是在我到达旧金山后，我仍旧不知道只有在日本登记注册的客轮和货轮，才能经营横渡太平洋航线。后来成为太平洋极具影响力的轮船航线经营者，罗勃杜勒船长（Captain Robert Dollar），也曾经被迫把他所有的货轮改在加拿大注册，而美国唯一的客运公司——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 Mail），被迫改营南美和巴拿马运河航线。这种在美国正站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边缘的紧急关头，迫使美国船只离开太平洋的原因，肇始于美国国会通过的《拉福赖蒂法案》（La Follette Act）——这是由来自威斯康辛州的自由派参议员拉福赖蒂提出的法案，意在帮助美国海员。这法案中的一款说，禁止美国船只所有人雇用东方水手。但是，由于美国轮船船员的待遇高，因此，就无法跟英国和日本的轮船公司竞争。因为日本和英国的轮船公司，都雇用待遇低的东方人做船员。结果，美国的轮船公司只好从太平洋航线撤出。除非改变船籍，到英国去登记注册，以便雇用中国水手。中国水手说起来是最有效率，最值得信任的海员，任何国家的水手都比他们不上。然而，由于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船只不得不从太平洋撤回到大西洋。因此，日本人就完全控制了太平洋。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商船才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由联邦政府建造船只，跟商人签订奇怪的运送邮件合约，再度回到太平洋。但是，事实上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广阔的太平洋上，除了美国很少几艘船只外，简直可以说没有任何重要船只。 第二章 如此上海 理查饭店是当年上海数一数二的旅馆，前身却是一座供应膳宿的公寓，由一位早期的美国轮船船长所创办。这位船长是在上海离开了他的船，由于景慕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旅馆——纽约理查饭店，所以在上海办了这么一间饭店，但却被迫在名称上加添“旅馆”两字，虽然纽约理查饭店的大名还没有传到中国。可是，除掉名字外，这两问饭店也很少相同的地方。上海的理查饭店是一座三四层高的砖墙楼房，四面临街，由长长的走廊连接在一起。房子中央，是一块天井，每天晚上，都有交响乐团在天井里演奏。每晚，旅馆里的客人们，都是衣冠楚楚地到餐厅里吃晚饭，但开饭时间从来没有在晚上八点钟以前。人们在这间饭店的晚餐席上，或是休息室里，经常可以见到大部分上海的社会领袖。一位老上海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你乐于睁着眼坐在理查饭店的休息厅里，你可以看到上海所有的骗子和流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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