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研究

信息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因素，而货币政策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历史上，货币政策操作的隐秘性视为中央银行文化的一部分，货币政策也被认为越不透明越有效。但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货币政策作为重大的宏观调控工具，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自身，也越来越仰仗私人部门的合作。私人部门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相互依存，前者形成具有动态反馈规则的预期，而后者依循这一规则实施政策。在理论上，Canzoneff曾论证过，如果一种货币制度不透明，会产生私人信息问题，必然交替爆发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当代中央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既要实现价格稳定这个首要目标，同时也要执行稳定化政策，因此，既需要维持政策的动态可信性，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又需要掌握一定的灵活性实现货币政策的其他目标。为此，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各国中央银行开始摈弃以往的隐秘惯例，逐渐走向开放、透明化，中央银行领导也成为了最受媒体关注的政府官员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V）认为，一些国家的政策不够透明，是危机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于是，提高透明度便成为国际社会“加强国际金融架构”的一大核心内容。1999年9月，IMF颁发了总的政策透明度试行准则，其中货币金融方面是“货币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一致确认了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价值。
本书综合运用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博弈论（选择理论）、行为金融学等思维方式与分析工具，对货币政策透明度既进行数理式的技术性分析，也给以非技术性的描述、解释，并以现有文献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首次对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和论证。

　　程均丽，女，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破格），现任教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1992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在中国人民银行达县支行工作4年；1999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金融学专业，师从袁远福教授，获经济学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货币政策透明度制度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种现象，一方面折射了经济学家在理解货币政策传递机制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是因为公众要求政府行政与一般性公共政策更加开放。另外，80年代早期，一些国家为了降低当时的高通货膨胀，迫不得已采取了强硬措施，这些措施让公众很痛苦，需要中央银行加以公开解释。
　　20世纪90年代早期，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和瑞典等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特征是：规定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发布通货膨胀预测报告。许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像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刚刚建立的欧洲中央银行（ECB），甚至像美国、日本和瑞士这些国家地位稳固的中央银行，尽管不都是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这种形式，但也逐渐增大了公开性。例如，ECB在政策操作中引进了许多有助于增加透明度的制度和规程，它十分强调与社会交流的重要性，Issing将与公众交流的做法称作ECB货币政策策略的“隐形支柱”。同样，日本银行也在增加透明度上采取了切实行动，特别是从1998年相关法律被修订以来，它在提高透明度方面表现得尤为热衷。而英格兰银行，1998年的《英格兰银行法》一方面确立了它在业务操作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恢复和强化了它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执行的透明化进程。与美联储一样，这些中央银行在每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都会发布政策调整公告，并通过组织记者招待会或发表会议记录的形式，解释其政策思路；定期对经济发展动态进行公开评估，同时向社会发表经济和通货膨胀前景预测分析。1998年，Fry，Julius，Mahadeva，Roger，Sterne对94家中央银行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中央银行透明度已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特征之一。调查显示有74％的中央银行视透明度为其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关键要素，透明度受重视程度，仅仅被独立性和低通货膨胀预期维持这两个要素超过（分别为83％、82％）。1998年后的中央银行改革表明，透明度的重要性有增无减。透明度问题，即如何最充分、准确、及时地向公众提供关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