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参与：中国乡村治理改革30年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乡镇政权的建立，由此开始了“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中国乡村治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可以说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是中国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的焦点问题，其运行框架怎样建构，将决定中国农村社会是不是能够长远和谐稳定发展和繁荣昌盛。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乡村治理不断完善的三十年。本书以三十年来中国乡村治理重大事件为背景，系统梳理了我国乡村治理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分析了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并就重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以及未来乡村治理的美好前景进行了展望。
全文共分八章，系统论述我国乡村治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第一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详细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的轨迹；第二章通过人民公社解体事件，回顾了我国乡镇政权重建的历程；第三章以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为线索，论述了村民自治对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影响；第四章在叙述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乡政村治模式；第五章通过介绍乡村选举的种种创新模式，对我国草根民主进行了客观解析；第六章对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博弈进行描述，揭示了基层组织建设中的矛盾冲突；第七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第八章以新时期各项乡村新政为契机，描绘了我国乡村治理的美好未来。

袁金辉，男，生于1972年12月，重庆巫溪人，1991年8月参加工作，2000年、2003年分别毕业于云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农村社会学和中共党史等方面的研究，在郑

第一章　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农村改革号角
　　（一）徘徊中前进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股猖獗十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全国各地一连数日举行集会、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庆之中。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结束，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绩。揭批“四人帮”，必然联系到十年内乱造成的冤假错案，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
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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