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张旧书单（布面硬精装）

　　沈昌文、张元济、莫言、董桥、畿米……借由一个个名字，著名出版人俞晓群追忆书香前辈、抒发出版情怀与爱书之情，写下一段段趣味十足的小故事。作为一个爱书、懂书的出版人，俞晓群在这本书中将过往的藏书记忆、阅读经验与自身的出版经历、前辈旧事结合在一起，为读者展现出一幅隽久、美好的书香绘卷。 

　　俞晓群，自1982年从事出版工作至今，先后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万象》杂志主编、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现任海豚出版社社长。先后策划和主编了“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等一系列广为书界赞誉的好书。著有《一个通才的绝唱》、《人书情未了》、《一面追风，一面追问》等书。曾在《光明日报》、《中国图书商报》《辽宁日报》等报纸开设随笔专栏。

　　俞晓群(出版人)

　　沈昌文、张元济、莫言、董桥、畿米……借由一个个名字，著名出版人俞晓群追忆书香前辈、抒发出版情怀与爱书之情，写下一段段趣味十足的小故事。作为一个爱书、懂书的出版人，俞晓群在这本书中将过往的藏书记忆、阅读经验与自身的出版经历、前辈旧事结合在一起，为读者展现出一幅隽久、美好的书香绘卷。

　　自一九九五年始，我在光明日报开专栏“蓬蒿人书语”，专门撰写关于人与书的随笔；此后开始在许多报刊撰写此类文章，到如今已经快二十年了。在此期间，每当文章有了一定数量，我就会结集出版，陆续有《人书情未了》（二零零三）、《这一代的书香》（二零一零）、《前辈》（二零一一）、《蓬蒿人书语》（二零一一）和《可爱的文化人》（二零一三）面市。这些书中所收文章，没有一篇重复。

　　回顾这一段文字生涯，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近年来，我的写作愈加勤快，愈加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初是几年的文字积聚起来，才可以凑成一本小书，现在几乎是一年一本。比如本书所收文章，大多是二零一二年到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同时还完成另一本小书《可爱的文化人》。此时我的脑海中，经常会响起几年前一位朋友的告诫：“文章不宜写得太多，否则会降低水准。”但是没有办法，到五十岁前后，我创作的驱动力越来越强烈，再加上读者和一些媒体编辑的鼓励，使我几乎将写作当成工作之外，另一个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每天工作之余，不写一些东西，就会产生某种抑郁的情绪，似乎工作与生活都会显得平庸许多。当然，为了不落入朋友警示的处境，我只能落笔时更加认真，更加辛苦。

　　有人对我说，您二零零九年进京之后，回到出版一线工作，事情多得不得了，为什么文章反而写得更多了呢？原因之一是二零零三年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被调到辽宁出版集团做副总经理。由于找不到工作定位，在整整六年时间里，有些茫然不知所为，没有办法，我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只能每天玩命读书、写文章。当时王充闾先生看到我的状态，他对我说：“在这样的境况下，你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写作，真是难得。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相信，这样的一段人生际遇，可能会让你后半生受益无穷。”王先生说对了，我来到北京之后，业界的朋友称我“重新出山”，媒体蜂拥而至，他们不但跟踪我的编辑思路，还经常约我写文章谈感想。我突然发现，经历那六年的“冷板凳”，我思考问题的角度较从前丰富多了，我写作的自信心较从前充分多了，我人生的态度较从前安静多了，我动笔的能力较从前顺畅多了。还有，在这一段时间，我大量写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回到出版社之后，又能与作者、读者亲密接触了，它大大地激发了我的文化热情，同时又有了许多新鲜的人书故事。我把它们记录下来，表述出来，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说明一点。在写本书的同时，我还在为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写一个专栏“可爱的文化人”。最初是王志毅先生问我，能否将那些文章集合起来，成书一册，由他来出版。我说那个题目的版权，已经被岳麓书社签去了，我可以将其余的文章整理出来，再成一书。结果，才有了本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