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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加达默尔在其经典巨著《真理与方法》出版之后所写的十三篇重要论文，对哲学解释学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并对哲学解释学与其他哲学流派的关系进行论析，可看作是对《真理与方法》一书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对于系统了解哲学解释学来说，不啻为一本必读之作。

作者简介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德国哲学家，现代哲学解释学代表人物。

目　　录

吗谢
编者导言
第一部分解释学反思的范围
一、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1966年)
二、论解释学反思的范围和作用(1967年)
三、论自我理解问题(1962年)
四、人和语言(1966年)
五、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语言(1960年)
六、语义学和解释学(1972年)
七、美学和解释学(1964年)
第二部分现象学、存在主义
哲学和哲学解释学
八、20世纪的哲学基础(1962年)
九、现象学运动(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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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显然，尼采是一个狂热的见证者。但我们在过去100年间关于历史意识的实际经验十分有力地告诉我们，历史意识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要求包含着严重困难。即使是在那些看起来已经极为成功地达到了兰克压制个性的要求的历史学的巨著中，关于我们科学经验的一条毋庸置疑的原则仍然成立，即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根据写作这些著作时所处时代的政治倾向来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当我们阅读蒙森的《罗马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惟有谁才可能写作这本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出使这位历史学家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过去年代的各种见解组织起来的政治情境。从普鲁士编年史家中仅选几个著名的名字，例如特赖奇克和西贝尔，通过他们的著作，我们同样可以认出那种政治情境。这就清楚地表明，首先，历史经验的整个现实并未因掌握了历史方法而得到表述。没有人会对以下事实提出异议，即，控制我们自己当前的，偏见做到不至于误解过去的证据，这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这种控制显然没有完全完成理解过去和传达过去的任务。实际上，很可能唯有历史研究中不重要的事才会让我们接近这种完全消除个体性的理想，而那些重大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总是保存了一些具有在过去中直接反映当前和在当前中直接反映过去的巨大魔力的东西。历史科学，即我所开始讨论的第二种异化经验，仅仅表达了我们的实际经验——我们与历史传统的实际遭遇——的一个部分，它所了解的仅仅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种异化形式。
我们可以把解释学意识同上述异化的例子相比较从而加深我们的理解。然而，就这种解释学意识而言，我们的根本任务同样是克服认识论的缩短。传统的“解释学”是通过这种认识论的缩短而被吸收到近代科学观念之中的。例如，如果我们考虑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就会发现他关于这门学科的观点特别受到这种近代科学观念的限制。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表明他是历史浪漫主义的引路人。然而与此同时，他在头脑中仍然清楚地保留着基督教神学的考虑，试图使他的解释学作为理解艺术的一股教义而对解释《圣经》这项特殊工作有所帮助。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的艺术。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考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由时间距离、语言用法的变化、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排除掉，这样描述解释学的工作自然是不无道理。然而还是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当我们说理解就是避免误解，这种说法是否对理解作出了恰当的定义。事实上，每一种误解不都以一种“深层的共同一致”为前提吗?

显然，尼采是一个狂热的见证者。但我们在过去100年间关于历史意识的实际经验十分有力地告诉我们，历史意识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要求包含着严重困难。即使是在那些看起来已经极为成功地达到了兰克压制个性的要求的历史学的巨著中，关于我们科学经验的一条毋庸置疑的原则仍然成立，即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根据写作这些著作时所处时代的政治倾向来对这些著作进行分类。当我们阅读蒙森的《罗马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惟有谁才可能写作这本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出使这位历史学家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把过去年代的各种见解组织起来的政治情境。从普鲁士编年史家中仅选几个著名的名字，例如特赖奇克和西贝尔，通过他们的著作，我们同样可以认出那种政治情境。这就清楚地表明，首先，历史经验的整个现实并未因掌握了历史方法而得到表述。没有人会对以下事实提出异议，即，控制我们自己当前的，偏见做到不至于误解过去的证据，这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但这种控制显然没有完全完成理解过去和传达过去的任务。实际上，很可能唯有历史研究中不重要的事才会让我们接近这种完全消除个体性的理想，而那些重大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总是保存了一些具有在过去中直接反映当前和在当前中直接反映过去的巨大魔力的东西。历史科学，即我所开始讨论的第二种异化经验，仅仅表达了我们的实际经验——我们与历史传统的实际遭遇——的一个部分，它所了解的仅仅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种异化形式。 我们可以把解释学意识同上述异化的例子相比较从而加深我们的理解。然而，就这种解释学意识而言，我们的根本任务同样是克服认识论的缩短。传统的“解释学”是通过这种认识论的缩短而被吸收到近代科学观念之中的。例如，如果我们考虑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就会发现他关于这门学科的观点特别受到这种近代科学观念的限制。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表明他是历史浪漫主义的引路人。然而与此同时，他在头脑中仍然清楚地保留着基督教神学的考虑，试图使他的解释学作为理解艺术的一股教义而对解释《圣经》这项特殊工作有所帮助。施莱尔马赫把解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的艺术。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考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由时间距离、语言用法的变化、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排除掉，这样描述解释学的工作自然是不无道理。然而还是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当我们说理解就是避免误解，这种说法是否对理解作出了恰当的定义。事实上，每一种误解不都以一种“深层的共同一致”为前提吗? 在此我试图使大家注意一种共同经验。例如，我们说理解和误解是在我和您之间发生的。然而“我和您”这个公式已经暴露出一种巨大的异化。这里根本不存在类似“我和您”这样的东西——作为孤立的、实体性的实在的我和您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可以说“您”，我也可以使我和一个“您”相对，但在这种情境之前总是先有一种共识。我们都知道，对某个人说“您”就预先设定了一种深层的共同一致。当“您”这个词被说出时，某种持久的东西已经存在了。当我们试图对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问题达到一致时，这种深层因素总是开始起作用，尽管我们极少意识到这一点。如今解释学的科学却要我们相信我们必须理解的观点是一种异化的、力图引诱我们误解的东西，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误解可能借以潜入的一切因素排除掉。我们通过一种受控制的历史训练过程、通过历史批判、通过与心理共鸣能力相联系的可控制的方法完成这个任务。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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