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圣约翰到联合国

2015年是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正式签署，这标志着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在这之后的70年中，联合国在国际发展和国际合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本书作者凌节生1951年加入联合国，从他三十年的国际公务员经历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联合国的性质、运作方式及其发展历史。

本书叙述了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广东男孩，在走出圣约翰大学的校门后，如何走过了世界八十多个国家，为帮助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妇女儿童和苦于病痛的人们，尽自己所能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故事。

作者凌节生先生曾供职于联合国下属两大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他希望能以自己三十多年的国际公务员生涯，为希望从事国际公共事务的年青人提供一点借鉴。

凌节生，祖籍广东，1930年出生于上海。1946年自圣约翰中学直升圣约翰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未及毕业，为避战火，来到香港。先从事记者工作，后于1951年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为国际公务员，曾任职新闻司正司长。后转入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信息与科教普及司。为联合国机构服务了三十多年后，于1989年进入美国杜兰大学，被任命为“名誉教授”，从事卫生促进、媒体关系以及卫生宣传等领域的教学及研究工作。1993年加入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并于2001年被选为主席。

第 一 章 成长于上海 / 7

第 二 章 邻里和学业 / 23

第 三 章 香港 / 37

第 四 章 曼谷，天使之城 / 57

第 五 章 求学美国 / 77

第 六 章 东归之行 / 97

第 七 章 担起儿基会在亚洲的工作 / 109

第 八 章 巴尔玛莎那县的里奇考尔德勋爵 / 137

第 九 章 纽约总部 / 151

第 十 章 拉博伊斯的任期与儿基会第一夫人 / 169

第十一章 实地工作 / 179

第十二章 与名流共事 / 195

第十三章 传播策略 / 211

第十四章 回到中国，格兰特的管理工作 / 221

第十五章 加入世卫组织的工作 / 239

第十六章 中国同胞和我的访华经历 / 263

第十七章 进入学术界 / 271

第十八章 任职杜兰大学，防治碘缺乏病 / 279

附记 做一个国际公务员 / 297

后记 / 307

文摘一：

马龙白兰度的到来在赫尔辛基引起轰动，专门为他处理儿基会事务的助理，或说是秘书，不得不制定详细计划，筛查来电。我们被告知，马龙白兰度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他与电影公司的谈判，也许谈的就是《教父》吧。正是这部电影给他带来了第二个奥斯卡奖。

我们与他的助理密切合作，面对媒体绝口不提他的血压问题。不过，我从白兰度的房间里给我的德国同事打了个电话。这个同事身在巴黎，有博士学位，喜欢别人以学位称呼他。有位颇有野心的记者借着与饭店总机有私人关系，由此揣测出白兰度没在晚宴上出现是因为健康问题！我们拒绝对他的揣测作出评论。

白兰度最长的一次出差是在1970 年，参加大阪世界博览会。儿基会希望以此为跳板，在日本获得更多募捐。日本曾是儿基会的帮扶对象，也是潜在的捐助大国。作为远东地区新兴的经济大国，日本也希望通过世界博览会向世界展现自己的新面貌。

因为此前曾与日本国家电视网，即日本电视协会有过密切合作，我把建议书呈交给其总裁前田先生，希望举办一个大型筹款活动，标题定为“儿基会70 博览会”，从大阪展览会会场直播，演员则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大牌艺人中包括著名歌手蒂娜萧尔、黄金档电视剧明星艾迪艾尔伯特，以及多才多艺的英国演员彼得乌斯季诺夫等。

其他人表演歌舞，而白兰度则要代儿基会发言，呼吁各方捐款。我们准备了一页台词，他花了两天时间修改润色。最后，他多多少少还是采用了最初的版本，不过他说要加点东西，不过不会事先透露给我们。

揭开大幕，白兰度坐在舞台中央的高脚凳上，说：“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接下来，他静默了整整一分钟。导演以为麦克风坏了，这可把制片人急疯了。然后，他戏剧性地说，“在刚刚过去的一分钟里，

一万五千名儿童刚刚死于饥饿、营养不良、传染病……”他接着描述那些孩子的困境，用数据说明这场悲剧的严重程度，以及儿基会在如何减轻这场灾难。他的发言感人肺腑，无人能及。

当时所有在场为儿基会演出的艺术家都要按照常规签署一份协议，说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报酬。日本广播协会的一个年轻员工满面愁容地朝我跑来，说白兰度签的是“吉米杜兰特”！白兰度一阵大笑之后重新签上了自己的真名。

随着“儿基会70 博览节”大获成功，私营企业受到鼓舞，大力支持儿基会。童子军为儿基会四处奔走，银行与邮局也都帮助收集捐款，很多佛教团体派出考察团，前往发展中国家了解儿基会扶助贫困儿童的项目。实际上，截至2006 年，日本民众是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在内的儿基会第二大捐助人。白兰度在博览节上的发言堪称是点燃善举的灿烂火花。

文摘二：

   世卫组织和儿基会动员国际社会一同抗击这个恐怖的疾病（疟疾）。这种疾病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得病的农民忽冷忽热，身体虚弱，无法劳作，得病的儿童大量死亡。氯喹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奎宁，能医治患者，有抗疟疾之效。当时分发了很多氯喹。还有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简称滴滴涕，是阻断传播途径的首选武器。成批的喷药员接受培训；他们乘着车、骑着驴、骑着骆驼、自己步行，深入边远村庄，把杀虫剂喷到民房上，杀死趴在墙上的蚊子。儿基会将自己四分之一的物资投放到根除疟疾的行动当中。毕竟，这是头号儿童杀手啊，这是头号全民公敌！

   在疟疾肆虐的国家里，卫生部门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一做法，力图消灭携带疟原虫的蚊子。这项行动很快便撞上了诸多文化壁垒，只要谨慎处理，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根除疟疾行动的基本前提本身就站不住脚。我们既不可能消灭媒介昆虫，也不可能消灭寄生虫。有趣的是，行动过程中出现了涉及文化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我们便开始在其他的公共卫生行动中开展卫生教育活动。在制作卫生宣传资料方面，这次行动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如今，为了达到有效沟通，我们会进行“ 预测试”，这是标准程序。而且，卫生宣传项目的企划需要公共参与。但在20 世纪50 年代，事情并非如此。有件小事与此尤为相关。在印度，有些农民认为导致疟疾的原因是火辣辣的太阳。于是当地根除疟疾行动小组委托一位艺术家画了张海报，以此为公众解释疟疾的致病因素。这位艺术家在作品里画了一个正在叮咬儿童的巨大蚊子，意在指出蚊子才是夺人性命的杀手，也是传播媒介。但在加尔各答附近，这幅海报却为村民所笑话。其中有个拄着藤杖的村民德高望重，大笑着说：“哇，国外的蚊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咱们这儿的蚊子还没我小指肚大呢。”

后来才发现，有些地方的人习惯靠着墙，在家是这样，在婆罗洲的长屋里、泰国农村的佛寺里也是这样。如此一来，喷在墙上的杀虫剂便被他们蹭掉了。尽管反复喷药，却还是有蚊子，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请来一位人类学家揭示了其中奥秘。

泰国北部的住持强烈反对杀蚊行动。佛家尊重生命，连蚊虫也不可伤害。在泰国村庄里，人们在寺庙里集会、社交。问问住持是否允许我们在寺庙里杀蚊，其答案是坚决不许。一位很有胆识的乡村卫生工作者想出了一条新颖的理由，压倒了住持的反对意见，效果很好。这个卫生工作者分辩说，那些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杀害了婴孩，杀害蚊子是小恶大善，蚊子死了，就不能伤害婴儿了。更为重要的是，滴滴涕杀虫剂喷在墙上，墙上依然空空如也。他接着解释，蚊子自己要落在墙上去消化那些不洁的血液，这才沾上了毒药。所以蚊子是自杀而非他杀。那些住持将信将疑地认同了我们的工作，还参与了喷洒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