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

序一

近年来货币金融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讨论的焦点领域之一，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更为这一趋势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实中，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料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如此巨大和深远，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至今已愈六年的时间，尽管各经济体都努力从上世纪应对“大萧条”的冲击中汲取经验教训，也都迅速采取了逆周期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甚至是“超常规”的政策，但目前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仍陷于持续的经济疲软和结构调整不力的泥沼之中。

尽管货币金融问题如此重要，但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系统性书籍却不多见，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有价值的货币论著更少。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我通读了李斌博士和伍戈博士的这本专著，掩卷沉思，不禁对该书的结构分析视角、货币主义逻辑框架以及历史主义的演进脉络所吸引。该书既充满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论，又饱含浓厚的中国本土气息，学术的严谨性和行文的流畅性，使得整个阅读过程充满愉悦之感。具体来说，有几点初步的读后感想：

一是该书创新性地采取了结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现实货币问题。货币一般都被视作宏观经济中的总量问题，货币政策也是作为总需求调节的工具来加以运用。但近年来的国内外经济金融事实似乎更加明确地告诉我们，对货币问题的探讨不能离开对其经济结构的考察，否则很可能会出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思维困境；同样，运用货币政策不能忽视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否则很可能会遭遇“事倍功半”或“过犹不及”的政策迷局。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新兴加转轨特征的经济体，经济结构性矛盾往往更加突出，各种结构性变化如同各类“冲击”作用于宏观经济，这也使与之相伴相随的货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货币需求、货币供给方面，更集中体现在货币供求均衡以及货币与通胀、产出等实体经济变量的交互动态上。因此，引入结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是该书贯穿了货币主义的逻辑框架，并将其融汇于中国的政策实践探讨之中。该书给人的一个直观美感，在于其逻辑框架系统、论证思路完整。其分析框架与传统货币金融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先谈货币的起源及信用创造，这对应的是经典理论中的货币供给部分；然后再论述货币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最后再探讨货币供求均衡等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每个方面的论证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充分结合了中国货币金融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货币政策实践。他们在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探讨了货币信用创造的新渠道、时变性的菲利普斯曲线、M2/GDP动态演进路径以及结构性通胀等诸多重要现实问题，许多概念与论证方式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可能与李斌博士、伍戈博士长期在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一线工作有关，这也使他们对此类问题的把握更敏感、更前沿。我们既充分感受到他们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深刻理解，更清晰地看到了他们对货币主义理念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所进行的探索。

三是该书紧扣了历史主义的演进脉络，将中国的货币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动态有机结合。“以史为镜”，是该书行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李斌博士与伍戈博士在对基本货币规律的论证过程中，紧紧围绕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历史发展的鲜活主线：从危机前全球失衡的大背景到危机后货币信用创造渠道的新变化，从产业结构变化对潜在产出的影响到通胀-产出关系的动态变化，从流动性过剩（不足）到结构性通胀（通缩）以及广受争议的存差和存贷比等等，都无一例外地铭刻着历史变迁的印记。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该书触及了近年来国内外诸多重大的货币金融事件和热点话题。读其文字内容，仿佛是在观看一部中国近年来涉及货币金融重要理论谜题的历史。在时空交错变化之间，让我们在体会货币金融时代特征的同时，理解历史岁月所积淀下来的货币经济规律与发展趋势，从而能为未来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制订提供些许难能可贵的借鉴和启示，这或许也是这本书的现实价值所在吧。

是以为序。

林毅夫

2014年10月3日于朗润园

序二

货币供给及其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主流经济理论中，货币由中央银行供给，它的变化在短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长期中则呈“中性”，即只影响价格总水平。由于新古典理论中的微观主体都是同质且充分竞争的，主流经济理论为我们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理想化的均匀环境。在这个从总量到总量的假定下，货币的逻辑比较容易理解，货币政策的定位与作用也十分清晰。将基于这种假定的理论运用于发达经济体，就有过于简单之嫌，用之分析如中国之类新兴加转轨经济体的更为复杂的货币金融问题，就更显得隔靴搔痒了。应当认识到，我们面对的经济，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正是这些结构性特征，显著影响着货币运行的规律，影响货币、增长与通胀的内洽关系，进而可能使货币、通胀这样的总量问题也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因此，采用多部门模型而不是单部门模型，选取结构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总量视角来分析和观察货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通过转换视角和选取新方法来展开对“老问题”的研究，正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正道。这种例子，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俯拾皆是。例如，购买力平价（PPP）是汇率决定的最重要理论之一，但实证检验却发现其存在系统性偏差。为校正这偏差，巴拉萨-萨缪尔森等通过引入将经济体区分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结构性方法，显著改善了理论解释力，成为对长期汇率决定理论的重要发展与完善。李斌、伍戈的《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一书所以值得推荐，就在于它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将结构主义的方法贯穿于分析中国的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以及货币与产出、通胀之间的动态关系，从而在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而有趣的发现，深化了我们对货币经济与金融运行的认识。

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十分突出，这一实体经济基础，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了明显影响。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从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储蓄率偏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甚至更形恶化，大量国内产出需要外需消化，从而导致外汇以更大的规模流入。为维护汇率基本稳定，中央银行被迫购汇“吐出”基础货币，这自然很容易造成国内流动性偏多的格局，进而积累通胀压力。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长期依靠外需发展显然不可持续。正是基于对经济运行矛盾的准确判断和把握，中国政府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在这一总战略下，中央银行在通过汇率渐进升值和大规模对冲组合应对偏多流动性的同时，也一直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以期为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做出贡献。然而，就其功能而言，货币政策是短期的总需求管理工具，它不可能从根本上纾缓结构性矛盾，反而可能处处被结构性问题掣肘。面对长期和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货币政策的基本着力点恐怕应置于保持货币金融环境基本稳定方面，旨在为结构调整争取时间，为产业升级创造稳定的预期。这种对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能力的冷静思考，在这部书里贯穿始终。我以为，这是本书值得一读的又一特点。

有一种看法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单部门模型更适于发达市场经济体，而多部门模型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经济学。这是误解。实际上，发达经济体亦面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以货币政策为例，以往的主流奉所谓“单一目标和单一工具”的政策框架为圭臬，中央银行仅仅通过调节短期政策利率来实现物价稳定目标，进而影响长期利率。此次危机告诉我们，正是对这种政策范式的迷信，使得货币政策一度对泛滥的危机束手无策。危机的历程让我们认识到：维护币值稳定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稳定，保持一般商品市场供求平衡并不必然意味着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稳定，同时，货币政策传导可能极大地受制于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如此等等都昭示我们，需要在央行的政策武器库中增添政策工具，并强化宏观审慎等政策工具的应用。在市场非完美，市场主体行为可能存在非理性和动物精神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用更接近现实的分析工具来研究经济问题，结构化的分析视角便属此类。

本书的两位作者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长期在中央银行从事货币政策的研究与实际操作，这使他们得以将宏观经济和货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熟练地运用于复杂的宏观调控实践之中，写出了这部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专著。这的确可喜可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全面转型的新常态，货币政策框架自身也在经历着重大的调整，无论是经济还是货币金融，都有大量重要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有大量谜团有待我们去破解。我希望两位青年学者继续努力，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经济学贡献力量。

李扬

2014年10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