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口述自传

这部《陈毅口述自传》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陈毅同志生前对他的妻子张茜与子女们回忆自己革命生涯的谈话；另一部分是他的四个子女对他的回忆。这些文字不仅生动形象地为陈毅同志勾勒出一幅线条清晰、特色鲜明的画像，还细致描述了他从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戎马倥偬的军事家、革命家，再到外交家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我党革命历史的记忆与评价，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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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坦率地将自己亲历事件的真相向历史告自，他的讲述不苟且，不粉饰，不含糊其辞，不模棱两可，有陈述，有批判，重事实……

一代风流人物，俱往矣，而他们书写的历史与我们永在……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外交家、诗人，国共内战时期的重要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文革期间，陈毅、谭震林等人与四人帮斗争，被对方划为“二月逆流”。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逝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77年其遗作专集《陈毅诗词选集》出版。

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编者的话

我们这部《陈毅口述自传》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陈毅同志生前对他的妻子张茜与子女们回忆自己革命生涯的谈话；另一部分是他的四个子女对他的回忆。这些文字不仅生动形象地为陈毅同志勾勒出一幅线条清晰、特色鲜明的画像，还细致描述了他从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戎马倥偬的军事家、革命家，再到外交家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我党革命历史的记忆与评价，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陈毅同志是一个个性鲜明、风趣幽默、机智自信且极具亲和力的革命领袖，有关他的智慧和幽默的故事曾经广为流传。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酷的环境里，他的自信和幽默依然如故。记得那时街面上流传过的一个故事说，外交部的造反派严厉批斗陈毅同志，喝令他读《毛主席语录》，陈毅同志打开《毛主席语录》，就是那本著名的小红书，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里的空白，很认真地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366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语录里没有这个页码，页码到365页就结束了，语录里也没有这句话。但是，毛主席说过这句话，在陈毅同志生前，以及他和我们永别的时候，毛主席都说了：“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这个故事讲的是陈毅同志的幽默、机智、自信和临危不惧。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陈毅同志是个会思考的人，这个当年的文学青年，经过自己的思考选择了革命并且义无反顾。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在北伐战争中，在井冈山严酷的环境里，在粤赣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中，他清醒地认识形势，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不畏艰苦，坚定不移地抗击敌人的围追堵截，不能不说，他的坚持就是我党革命胜利的保证之一。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精神是勇敢的，斗争是无畏的，意志是坚定的，这也许就是因为他是清醒地选择了革命目标的人，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苦而革命，他是真正为了寻求一个民主的平等的富强的理想新中国而选择革命的。他的自述不仅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那个遥远年代的历史事件，更为宝贵的是为我们揭示了他如何选择革命并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心路历程，值得我们了解和钦敬。

回访历史，重新审视每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状况，是使我们认清道路、坚定不移地向前行进的重要步骤。陈毅同志坦率地将自己亲历事件的真相向历史告白，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他的讲述不苟且，不粉饰，不含糊其辞，不模棱两可，有陈述，有批判，重事实。比如关于北伐战争的目标不明确，关于南昌起义的仓促发动，关于革命历程中不同人的观望、动摇，陈毅同志将那些往事如同一幅幅白描图画一样展示给我们，让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历史，去判断是非，去做出自己的选择。陈毅面对历史的坦诚让我们也不禁要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陈毅子女的回忆也是重要的，这些非自述而属于他述的东西，既是从另一个侧面白描的陈毅的画像，那是一个慈父、革命家兼外交家的画像，又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的困惑和思考的心结路径。一代风流人物，俱往矣，而他们书写的历史与我们永在。

本书的编辑整理有赖于那些关注历史的前辈和同仁们的辛勤劳动，尤其是陈毅的后人一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在百忙之中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这里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对中央是不相信、不满意的，我就是相信毛泽东

1935年初，大风暴来了，残酷的镇压开始了。上半年地主还没有回来，敌人用欺骗的办法想把局面稳定下来。2月底3月初，敌人全部占领了苏区，开始编保甲。五六月后，地主回来了，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算、倒算，把妇女卖到广东、湖南。地主说：“你们在这里搞了十年，赔了我十年租。现在你们什么也没有，我就得卖人。”女孩子可做姨太太，不肯就卖，再不就杀。抓住共产党就严刑审问，问哪个是村书记、哪个是乡书记、哪个是区书记、哪个是共产党员。要是供出三人，保你不杀头。地主逼着老百姓把房子修起来，他们高兴到哪家睡觉就到哪家去睡。对付这样的敌人，群众搞了一些反抗。因没有武装配合，搞不起来。也出了一些叛徒，这些叛徒很坏，他们告密了，群众遭到残杀。

那时候，项英天天打电报，要方针，要指示。那边总是不回报。今天打了电报不回，第二天再打电报。后来那边要这里把中央苏区敌后情况告诉他们，但就是没有指示。项英那时拿中央局的名义不行，因为组织对组织不好。他就拿个人的名义，可以发牢骚，说：“你不能置之不理。“我是政治（局）委员，你们怎能这样不理我！”我那时说：“人家也紧张得很，一天到晚行军，要吃饭，要走路，哪有时间回你的电报？不要去麻烦了！即使他们有两三天休息，也要几个同志开个会谈谈，才能回你的电报。连开会的时间都没有，怎能随便回你的电报？搞垮了，他们要负责任的，他们能想的办法，我们也能想，我们不能想的，他们怎么能想？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怎能考虑你的事？我们倒还可以想办法，因为当前的情况我们清楚，有多少县，有多少队伍，我们都了解。”我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报喜不报忧，何必打那个电报呀！你老说我悲观失望，我看你才是悲观失望哩。”又是吵架。这个人真顽固，不听劝。劝得很了，吵了架他还会报复。他的基本观点还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野战军的胜利上。

遵义会议后，野战军来了两个电报。一个是讲遵义会议的情况。电报很简单，大意是中央政治局开了扩大会议，方面军的全部高级将领都参加了，因博古等负责同志在军事上的单纯军事观点，致使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次行动他们要负责任，这是严重的失败。但不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书记处的工作（中央书记处只有五个人）。另外一个电报是说，你们的所有电报都见到了，因为忙，不能回你们的电报，要谅解。我们认为中央苏区还是有办法的，根据具体情况好好做。你们来电的情绪是不好的，对局势的估计有消极的方面，希望你们努力，根据情况处理，主要是搞游击战争，搞大的中央苏区是不行了。现在我们还很困难，野战军也有困难，能不能走还是个问题。这是收到的最后的一个电报。 项英得了电报很高兴，每一次讲话他都说，过去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我说：“我看了电报，和你的看法不同。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的。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样全党在毛主席的路线下团结起来，完成长征。这是个妥协。哪里有什么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没有联系的？中央主要的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影响了军事上的错误。”他说：“你对中央不信任。”我说：“我对中央是不相信，不满意的。中央苏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时候搞得这么大，一次反‘围剿’到四次反‘围剿’都有办法。你们中央一来，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苏区给你们搞垮了。你还说对他相信，你不要自己哄自己。”他说：“你这个人真怪，现在是非未定。”我说：“这个电报证明我的意见对。要自己想办法，不能靠野战军。哪里只是单纯军事上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的？失败就是政治上的错误。我现在就是希望毛泽东同志上台。他这个人懂军事。五次反‘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搞得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他说：“你这完全是迷信个人。”我说：“我就是相信毛泽东。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威信。朱毛原来是小队伍，以后队伍带得很大，你们是半截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怎么会有威信？现在毛泽东出来了就有办法。”

原来我们还打算搞回中央苏区去，就是乘敌人南下之机，我们北上，搞到兴国去，这个办法最安全。敌人在于都南部大搞，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一下子搞到敌人屁股后头去，他们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我们这一着。但是这打算给敌人知道了。有个大叛徒告了密。这个叛徒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谢然之（现在台湾）。我们讲这席话的时候，不晓得他已经叛变。当时把他埋伏在老百姓家里，他打埋伏时看到我，看到项英。我对他说：“你去打埋伏，就是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许多好处，但也有个坏处，就是要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那个时候要我兼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他出去不到几天就被抓住了，抓住以后就叛变了。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晚不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一下就能抓到。”敌人从飞机上撇下的传单是谢然之的口供。传单说，你们要能抓到项英，陈毅，奖给五万元。项英说：“应该把他抓来枪毙。”我说：“不要，枪毙不了那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命毙不了那么多，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了那么多。他叛变是他的事情，不能怪我们。我们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们抓到？共产党员要不怕死就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