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综观六十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一、最初十七年基本上沿袭苏联模式，却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二、后三十年“乾坤倒转”，西方文学的大量涌入不仅空前地撞击了中国文坛．而且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提供了某种先导作用：1．没有外国文学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而我国学者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界定(如“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观点)不可谓不深刻。2．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地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就不可能迅速穿越传统政治与美学，实现多重转型，并率先进入“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色彩。而我国学者关于后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想的批评(如“*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性”等观点)不可谓不精辟。但是，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明显改用了西方模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良传统与学术范式；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泥沙俱下的状况所在皆是。当然，这是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