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天津创办，曾先后或同时在上海、长沙、重庆、桂林、香港、北京等地出版，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亦是中国唯一一份具有百年历史的中文报纸。在其存续及发展过程中，详细记录了近代中国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众多有趣的历史现象，见证了百年中国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变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公报》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其存在本身，包括其与社会的互动，都显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公报》作为报纸媒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生生不息，这种历史现象本身，即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大公报》本身就是一个亟待深入开掘的‘宝藏’，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换言之，将《大公报》视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并以之为一种基本的分析依据来考察近代中国社会是可取的，且为先前的许多研究所证明。
本书是以《大公报》报道、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基本素材的一些专题性研究，且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范畴，而非20世纪初期《大公报》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研究。作者通过对《大公报》所刊文章及社评的研究分析，从不同侧面反映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状况。

岳谦厚，男，1969年10月8日生，山西偏关人，1991年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96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获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199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获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9月至2001年11月于南京大学中国民国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2000年9月破格晋升教授

前言
1902年天津霍乱防治及其社会影响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之讨论
193工年鄂豫皖三省大水
阎锡山“土地村公有”理论及其实践办法
“客军入晋”与晋南社会
20世纪30年代初期陕南“交农”现象——《大公报》记者“陕南视察记”之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之裁兵运动
和乎？战乎？守乎？——“九一八”事变后关于中国抗战问题之讨论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

1902年天津霍乱防治及其社会影响
1．霍乱起源及对当地社会之影响
1902年，亚洲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爆发性流行霍乱。据载，印度仅“西历（1902年）三月二十二号以前一礼拜内，……患疫而死者共二万六千一百零八人”。日本自1896年至1901年“每年染疫身亡者至少高达万人”，1902年东京疫情仍十分严峻，“刻下东京虎列拉疫症（霍乱别称）患者渐多，大有蔓延不可收拾之势”。韩国“今年死于疫者已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南亚吕宋“岛中时疫盛行，人皆惴惴，西历上月（三月）十六日二十四点钟内患疫者多至一千二百一十七名，因而不治者八百四十七名”。据张剑光的研究，本年中国部分地区霍乱盛行似与外传霍乱有关。不过，此次霍乱疫情在天津等地出现且流行更与当年气候异常关系密切。是年由春入夏，直隶、京师一带气候异常，直隶境内数月亢旱，自自津至保府（保定）沿河一带，上下数百里也，两三月以来雨水极行稀少”，田禾已枯，河水断流。温差在短期内也呈异常变化。以京师为例，六月初二、初三两日酷热干燥，温度高达35．6℃，实为历史未有之记录。“十二日为初伏，第一日而都门天气骤凉，温度降至七十度（华氏度——编者注）以内，午后微雨，仅能湿尘，而凉风侵肌，令人难耐。”然“津郡入夏以来，天久不雨，暑热燥烈之气由上而下，浊秽之气自下而上，人处其中，或遭秽浊熏蒸，加以天时之忽冷忽热、食品之半生半冷，寒暑杂糅于中，正不能堪，故三焦溷浊、清浊相干，遂成霍乱”。持续数月的干旱及起伏不定的气温变化，为霍乱滋生与流行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再者，津郡地处北方交通中枢，久为通商大埠，交通便利，人烟稠密，而“霍乱在人烟稠密之城镇，湫隘潮热之庐舍，传染最易”。时值八国联军占领之际，中外人口流动频繁，加上天津公共卫生条件较差；流丐充斥，生存环境恶劣，霍乱极易在此引发且迅速蔓延。5月，天津等地出现霍乱疫情，并渐呈爆发性流行态势。此次霍乱始见于塘沽，继见于天津，随后由此分路传染，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呈扇形扩散，传至京师等地，并于6月进入高发期，直隶“城厢内外，日死数十，疫气至今未消”。自霍乱发生至6月27日，天津染疫身亡者620人。“京师疫死之流丐，道毙之车夫，九城内外，日不知凡几。”更为严重的是，霍乱逐渐由城市向卫生及医疗条件更差的农村扩散。据《大公报》报道：“时疫流行，传染甚广。顷有人由西河东来，据称王家口胜芳各乡镇日问死亡相继，医药无灵。其得病之暴，较津地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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