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或共同体”到“自由的共同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国外社会建设理论比较研究丛书）

　　“没有共同体的自由意味着疯狂，没有自由的共同体意味着奴役。”（鲍曼，2002a：142）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无疑当属“自由的共同体”的状态。但是，当我们面向人类社会的实际历史，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时，当代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Bauman）的上述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窘迫与尴尬：自由与共同体，作为两种同等重要的价值，似乎不可能兼得，但极有可能兼失。
　　通常都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渡中，人类社会以共同体的丧失为代价，换来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确实，现代社会是以传统共同体（community）的瓦解起步的。对此，许多经典社会理论家已从不同的立场、角度进行了分析描述。滕尼斯直接将作为（或者说更接近于）传统社会共同生活形态的“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现代“社会”（Gesellschaft）相对立。涂尔干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渡描述为“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过渡。而齐美尔则指出：“如果社会学想用一种简明的方式表达现代与中世纪的对立，它可以作如下尝试。中世纪的人被束缚在一个居住区或者一处地产上，从属于封建同盟或者法人团体；他的个性与真实的利益群体或社交的利益圈融合在一起，这些利益群体的特征又体现在直接构成这些群体的人们身上。现代摧毁了这种统一性。现代……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予它一种无与伦比的内在和外在的活动自由。”（齐美尔，2000：1）不管不同的理论家对原先的那种“共同体”具体怎么看，是看作事实上的奴役的渊薮，还是看作安全友爱温暖的故乡，但无论如何，现代人已不复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无论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身份被拉平了的“原子化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托克维尔），是阶级分裂和斗争的社会（马克思），是由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形成的异质的、因缺乏充分的社会联系的纽带而松动的社会（涂尔干），还是由于货币这一“脱域”机制的作用而从传统的“封建同盟”或“法人团体”中脱离出来的陌生人社会（齐美尔），是上帝既死大道不存、从而在价值领域充斥着激烈的诸神之间的争斗的社会（韦伯），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社会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共同体。正因此，尽管鲍曼认为，“共同体”（community）这个词总给人许多美好的感觉：温馨、安全感、友爱、理解、没有嫉恨、相互信任、彼此依靠等等，但是，遗憾的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共同体”所意味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共同体之值得注意的东西是：“它总是过去的事情”，或者，作为一种追求的价值，“它总是将来的事情”。“今天，‘共同体’成了失去的天堂但它又是一个我们热切希望重归其中的天堂，因而我们在狂热地寻找着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一天堂的道路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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