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著作系列：文化与教育（单行本）

《文化与教育》于一九四二年初版，汇集钱穆先生抗战时期发表的有关文化与教育等问题的二十篇文章。一九*年，钱穆先生将此书通体重读，稍作文字修正。编辑《全集》时，增入内容相近之文若干篇，形成共四十二篇的版本，本书即以此为底本。上卷二十篇主要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及东西文化比较、青年与人生观等内容；下卷二十二篇从教育制度与教育之师道等方面加以论述。写作时间跨度较大，读者借此可窥先生在不同时期中对教育问题之看法。

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序
　　昔李塨尝言：“莱阳沈迅上封事，曰：‘中国嚼笔吮豪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读其语，未尝不为之惭且痛。”郭嵩焘亦云：“自宋以来，尽人能文章，善议论。无论为君子小人，与其有知无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见，校论短长，攻剖是非。末流之世，恨无知道之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辨。覆辙相寻，终以不悟。”穆髫龄受书，于晚明知爱亭林；于晚清知爱湘乡。修学致用，窃仰慕焉。而深味夫李、郭二氏之言，未尝敢轻援笔论当世事。国难以来，逃死后方，遂稍稍破此戒。譬如候虫之鸣，感于气变，不能自已。而人亦多嬲以言者。积三四年，薄有篇帙，兹汇其有关文化问题者为上卷，其讨论学术趋向者附之。关于教育问题者为下卷，其牵及政风治术者附之。都凡二十篇，聊存一时之意见。而李、郭之言，固常自往来于余之胸中也。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钱穆识于思亲彊学之室

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我姑锡以嘉名，则中国乃“青年性”的文化，欧西为“壮年性”的文化，而印度则“老年性”的文化。又赠之美谥，则中国为“孝的文化”，欧西为“爱的文化”，而印度为“慈的文化”。中国之孝弟，西洋之恋爱，印度之慈悲，各得仁之一面。见其独，可以会于通，固未有舍人心之仁而可以抟大群而演永化者。
　　由是言之，中、印、欧三方文化之各异其趣，乃天地自然之机局，而非一二人之私智所得而操纵。然使割截人生青年、壮年、老年为三期而许我择其一，则我必愿为青年。使横裂中国、印度、欧洲之三界而许我选其一，则我必乐居中国焉。何者？青年可以望壮，壮者可以望老；而慈者不再壮，壮者不再青。孝其父母，岂有不爱其配偶、慈其伦类？今曰离弃父母而向汝妻，又曰出家绝俗而归汝真，舍此以趋彼，故欧土不重孝，佛徒不言爱。是中国得其全，而印、欧得其偏。中国如新春，前望皆生成也；欧土如盛夏，前望则肃杀矣！印度如深秋，前望则凝寂矣！故中国居其久，而印、欧居其暂。
　　故中国民族之创建其国家，有一特性，即“对内曰团结，对外曰和平”。然中国民族之对外和平，亦非不能有扩展。中国民族最先立国，乃在黄河中流之两岸；寖假而展扩及于长江，又寖假而展扩及于辽河与珠江；又寖假而展扩及于黑龙江与澜沧江。中国民族之和平伸展，骎骎乎有自文化国家渐趋而达于“文化世界”之境之势，治国平天下，此固中国民族自古已有之理想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