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方法：荣格、弗洛伊德和一个女病人的真实传奇（荣格、弗洛伊德和一个女病人间的秘闻，揭秘两颗伟大心灵的爱恨纠葛）

　　约翰·克尔经过多年的研究，还参考了一些深藏已久、*近才得见天日的资料，完成了这部极具魅力的作品，重构了弗洛伊德、荣格和施皮尔赖因之间那段刻骨铭心的三角关系。围绕着临床方法与政治手段、神经症与反犹主义、婚外情与尔虞我诈，《危险方法》显得渊博而充满人道主义色彩，以强有力的笔触和饱满的情感，描绘了一段伟大悲剧的惊人历史。　　　本书出版后不久，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汉普顿就曾想将它改编成电影，但因种种缘故，计划搁浅。但汉普顿仍将其改编为舞台剧《谈话治疗》，并于2003年开始公演。2011年，大卫·柯南伯格根据《危险方法》改编的同名电影公映，获得了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聚光灯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男主角奖，伦敦剧评人奖全英年度**男演员奖，加拿大吉尼金像奖**艺术成就奖、**男配角奖、**原创音乐奖、**音效奖、**音频剪辑奖，加拿大导演协会奖**导演奖、**剧情片奖、**艺术指导奖、**视频剪辑奖、**音频剪辑奖等多个奖项，还获得美国金球奖、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美国卫星奖、俄亥俄州中部影评协会奖等提名。

　　　1907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开始了一段极为重要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展开了一场深刻的友谊。而在六年后，两人却反目成仇，纠缠在激烈的明争暗斗之中，个人的、情感的、理论的以及专业上的争斗纠结在一起，不可开交。在两人之间，有一个名叫萨宾娜?施皮尔赖因的女子，她是荣格的病人兼情人，又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兼密友，而后来，她也成长为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精神分析师。

　　约翰·克尔，1950年生，曾在纽约大学接受临床心理学训练。现任专门出版精神分析著作的分析出版社的编辑。著有《〈魔鬼的迷魂汤〉：荣格的“神话学”以及弗洛伊德“中毒情结”的解决》等论文与《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历史》等专著。1993年，历时八年的创作后，《危险方法》出版。同年，著名的精神分析批评家、享有盛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坎贝尔·克鲁斯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导致《纽约书评》迎来了史上*规模的读者来信。

    还有一些流言是关于弗洛伊德理论之起源的。据传，他最先是在临床王作中得到了启发——弗洛伊德的一些想法确实来自于他的患者——然后他勇敢地进行了自我剖析，最终拓展了自己的发现。这种说法也是失实的。如今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弗洛伊德其实是从自己的藏书中获取了这些理念；而这些理念在当时的治疗中已经得到应用的说法，则是相当离谱的。关于自我分析的那些说法，直到最近才开始经受严格的推敲，虽然现在得出最后的判断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已经知晓，其实弗络伊德通过所谓的自我分析得到的“理论成果”，从别的渠道也同样可以获得。
    还有另外一些流言与本书密切相关，它们关系到精神分析在20世纪早期的发展，当时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由于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奠基人，因此，大多数评论家都觉得从维也纳的角度來讲述精神分析运动的故事显得更为自然。如此这般，这个故事就成了弗洛伊德逐渐完善自己的理论、吸引子一大批追随者的过程。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对精神分析的全部或者部分內容心存疑惑，后来脱离了精神分析学派，成立了自己的学术分支。表面上来看，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它弱化了派系之间的争斗，削弱了其他学术分支的重要性。奇怪的是，这种观点对于那些精神分析反叛者的追随者而言，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这使他们得以想象自己追随的偶像从一开始就持有自己独特的观念。
    其实这一观点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问题：它将弗洛伊德的理论高度和影响力看作是一开始就理所应当存在的，而忽视了当时欧洲医学界的实际情况。那时候，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非弗洛伊德，而是荣格及其良师益友——欧根．布洛伊勒。作为精神病学界的先驱性人物，荣格与布洛伊勒旱已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另外，他们还受到苏黎世医学院的支持，掌控着苏黎世精神病诊疗中心及其附属的心理学实验室，吸引着大批的医生前来接受培训。简而言之，荣格和布洛伊勒掌握着极为必要的学术资源，而精神分析经由这些资源才得以演变成一场科学运动。精神分析流派的堀起本身就直接反映出了这一学界现实。荣格和布洛伊勒以自己手中的患者为例证，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某些理念，一场巨大的争议就此发生了。弗洛伊德早期的那些重要门徒，几乎都在苏黎世接受过培训。精神分析学派的第一个官方机构也同样是在苏黎世成立的：第一次大会，第一份期刊，机构成立时举办的第一场国际研讨会——所有这些“第一”全部都是在苏黎世诞生的，而不是在维也纳。正是荣格和布洛伊勒将弗洛伊德放到了科学的地图之上，而不是弗洛伊德提携了荣格和布洛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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