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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二〇〇六年初，特立尼达人恰克·拉姆克森的尸体在纽约一条运河中被人发现。
在伦敦一家银行工作的荷兰人汉斯·范·登·布鲁克得知这一消息，回想起他和恰克在“九·一一”后的纽约意外结下的友谊。那是汉斯人生中的艰难时期：英国妻子带着儿子离开了他，仿佛是“九·一一”事件暴露了他们婚姻中的裂缝和无言以对。他独自客居纽约切尔西饭店，度过了迷惘、苦闷的两年。
因为对板球的共同爱好，汉斯与一群来自亚洲、西印度群岛的纽约底层移民打成一片。在这个不为人知的边缘世界，汉斯与恰克成为好友。恰克怀有一个梦想：建造纽约第一个正式的板球场。然而在了解恰克梦想与憧憬的同时，汉斯也渐渐发现恰克种种令人费解的行为背后的另一面。

作者简介

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一九六四年生于爱尔兰科克，后在莫桑比克、南非、伊朗、土耳其、荷兰长大。约瑟夫·奥尼尔毕业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主修法律。后长期担任商法律师。在《地之国》之前，奥尼尔著有小说《生命如斯》、《微风轻扬》和纪实作品《黑血

媒体评论

　　一部精致的小说，虚构类作品的一大杰出成就，也是最令我难忘的后殖民作品。……它经常被误读为一部“九·一一”小说，但这些遮蔽了它最非凡的特点：它是后殖民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詹姆斯·合德|《纽约客》　　《地之国》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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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伦敦前往纽约前一天的下午一蕾切尔已于六周前乘飞机离开一我在办公室小隔间打包收拾东西，突然，银行一高级副总，一个五十多的英国人，来和我道别。我有点吃惊。他在楼里的另外一处上班，和我不是一个部门，平时我们也不过是点头之交。不过，他还是仔细打听我打算住什么地方(“瓦茨？瓦茨的哪个区？”)。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开始跟我回顾他以前在伍斯特街上一套顶层的房间，还有他去逛“正宗”的迪恩一戴卢卡食品店的经历。他对我的嫉妒溢于言表。
“我们不会走太久的。”我说。我想对自己的走运轻描淡写。确实，这也正是我们的计划，是妻子拟定的：去纽约待上几年，然后再回来。
“现在你是这么说。”他说。“纽约这地方特能留人，你要真是离开了吧……”副总笑着说，“我到现在还想呢，我可是十二年前离开的。”
现在轮到我笑了——这一方面是出于难堪，因为他的话里带着一种美国式的坦诚。“怎么说呢，到时候再看吧。”我说。
“是的，”他说，“你会的。”
这口气不容置疑，让人听了很不舒服，不过说到底，他很可怜，就如同一个旧时的彼得堡人，身不由己地流落到了乌拉尔山脉的另一侧当差。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话还真说对了。现在我也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发觉自己也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生命总带着一丝难以割舍感。有人告诉我，割舍一词，其实本来说的是在同一个季节第二次割草。若你喜欢概括的话，或许你可以说，纽约这座城市要求记忆如同割草一样，一割再割，要求人去刻意检视，以求将草一样的过去，控制在适当水平，这是我们听说的说法，也是我们自己孤寂中的期盼。当然，这草会割而复生。这些并不说明我希望自己现在人在纽约。而且我自然愿意相信自己的追忆，在某种程度上比高级副总的追忆更有分量一些。高级副总的那番追忆，在我当时听来，不过是一廉价的渴望。不过近日来，我很想断言，这世上并无所谓的廉价渴望，哪怕你不过是为自己指甲的裂缝而哭泣。谁知道副总在那边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谁知道那家伙去店里买香油醋的时候，背后有什么遭遇？这可怜的杂种，把个香油醋说得就跟灵丹妙药似的。
总之，回英国后的头两年，我尽量不去想纽约。毕竟，我是在纽约才平生头一次感到不快乐的。我本人没有再回纽约，也没常去想一个叫恰克·拉姆克森的人近况如何。恰克是我在东岸最后一个暑假认识的朋友。认识以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了个生活中的过渡角色。后来，今年也就是二○○六年春天的一天晚上，蕾切尔和我在海布里家里，她在埋头看报上我早先已经看过的一篇关于哥伦比亚亚马孙丛林一群部落居民的报道。报道中说他们厌倦了艰难的原始森林生活。不过文中说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吃猴子，先烤后煮的那种。报上还有幅看来令人惶恐的照片：一个男孩在啃一个黑糊糊的头颅，足见他们吃猴子的爱好实有其事。这些部落居民根本不知道宗主国哥伦比亚的存在，更危险的是，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感冒、流感之类疾病的存在，一旦得上这些病，他们根本就没有天然抵挡之术。
“喂，”蕾切尔说，“你的部落见天日啦。”

离开伦敦前往纽约前一天的下午一蕾切尔已于六周前乘飞机离开一我在办公室小隔间打包收拾东西，突然，银行一高级副总，一个五十多的英国人，来和我道别。我有点吃惊。他在楼里的另外一处上班，和我不是一个部门，平时我们也不过是点头之交。不过，他还是仔细打听我打算住什么地方(“瓦茨？瓦茨的哪个区？”)。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开始跟我回顾他以前在伍斯特街上一套顶层的房间，还有他去逛“正宗”的迪恩一戴卢卡食品店的经历。他对我的嫉妒溢于言表。 “我们不会走太久的。”我说。我想对自己的走运轻描淡写。确实，这也正是我们的计划，是妻子拟定的：去纽约待上几年，然后再回来。 “现在你是这么说。”他说。“纽约这地方特能留人，你要真是离开了吧……”副总笑着说，“我到现在还想呢，我可是十二年前离开的。” 现在轮到我笑了——这一方面是出于难堪，因为他的话里带着一种美国式的坦诚。“怎么说呢，到时候再看吧。”我说。 “是的，”他说，“你会的。” 这口气不容置疑，让人听了很不舒服，不过说到底，他很可怜，就如同一个旧时的彼得堡人，身不由己地流落到了乌拉尔山脉的另一侧当差。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话还真说对了。现在我也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发觉自己也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生命总带着一丝难以割舍感。有人告诉我，割舍一词，其实本来说的是在同一个季节第二次割草。若你喜欢概括的话，或许你可以说，纽约这座城市要求记忆如同割草一样，一割再割，要求人去刻意检视，以求将草一样的过去，控制在适当水平，这是我们听说的说法，也是我们自己孤寂中的期盼。当然，这草会割而复生。这些并不说明我希望自己现在人在纽约。而且我自然愿意相信自己的追忆，在某种程度上比高级副总的追忆更有分量一些。高级副总的那番追忆，在我当时听来，不过是一廉价的渴望。不过近日来，我很想断言，这世上并无所谓的廉价渴望，哪怕你不过是为自己指甲的裂缝而哭泣。谁知道副总在那边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谁知道那家伙去店里买香油醋的时候，背后有什么遭遇？这可怜的杂种，把个香油醋说得就跟灵丹妙药似的。 总之，回英国后的头两年，我尽量不去想纽约。毕竟，我是在纽约才平生头一次感到不快乐的。我本人没有再回纽约，也没常去想一个叫恰克·拉姆克森的人近况如何。恰克是我在东岸最后一个暑假认识的朋友。认识以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了个生活中的过渡角色。后来，今年也就是二○○六年春天的一天晚上，蕾切尔和我在海布里家里，她在埋头看报上我早先已经看过的一篇关于哥伦比亚亚马孙丛林一群部落居民的报道。报道中说他们厌倦了艰难的原始森林生活。不过文中说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吃猴子，先烤后煮的那种。报上还有幅看来令人惶恐的照片：一个男孩在啃一个黑糊糊的头颅，足见他们吃猴子的爱好实有其事。这些部落居民根本不知道宗主国哥伦比亚的存在，更危险的是，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感冒、流感之类疾病的存在，一旦得上这些病，他们根本就没有天然抵挡之术。 “喂，”蕾切尔说，“你的部落见天日啦。” 我笑了，去接电话的时候，脸上还挂着笑。一个《纽约时报》记者要找范·登·布鲁克先生。 记者说，“我是要问卡姆，这个，卡姆拉吉·拉姆克森……？” “你是说恰克，”我说着，坐到餐桌边，“是恰克·拉姆克森吧。” 她说恰克的“遗体”在古瓦纳斯运河里被人发现，手腕上戴着手铐，显然，他是被人谋杀的。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觉得这个女人似乎是在睁眼说瞎话，如果我想久一点的话，我会想出一句针锋相对的话来。 她的声音还在说，“你跟他熟不熟？”我没有回答，她接着又说，“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你和他是商业伙伴。” “这个说法不准确。”我说。 “不过你们是一起做过生意，是不是？这是我采访札记上写的。” “不是的，”我说，“你的消息不确切。他不过是一私交。” 她说，“哦，好吧。”电话那头有敲击键盘的声音，双方都停顿了一会儿。 “好，关于他的生活处境，不知道您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 “他的生活处境？”我说，我吃了一惊，以至于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句，纠正了她那母牛般拖长的发音。 “是这样，您知道——他跟什么人来往啊，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啊，有没有什么可疑人物啊……”她接着淡淡一笑，“事情发生得有些不寻常。” P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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