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库：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修订版）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
　　十年打磨首推新版
　　本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在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后首次推出的修订版。新版继承了首版“以学理论证思想，以思想提升学理”的特色，内容上进行了大幅更新，呈现出作者十年间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一论题的*研究和思考。
　　知识分子死亡了吗？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史铁生、黄远生、金岳霖、顾城、王元化……一连串锥心追问与熟悉身影之下，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以及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双向展开……

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近著有《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目　　录

首版自序：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
一、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二、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三、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五、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六、另一种理想主义
七、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
八、走出阁楼以后
九、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十、“我是19世纪之子”
修订版后记

前　　言

　　2005年岁末的一个深夜，当我躺在床上读书的时候，复旦大学出版社突然打来了电话：“你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得奖了！”“什么奖？”“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奖是从专家、出版社和读者多方推荐的376种图书中，参考国家图书馆排行在前的图书阅读和出借率，确定50本入围图书，最后邀请有关学者专家评选出其中的9本得奖，我的书是其中一本。从50/376，到9/50，好比世界杯赛小组出线再进入决赛，这个获奖令我有点兴奋。
　　十多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家专题精讲系列，当时的贺圣遂社长盛邀我加盟。我匆匆选编了那几年有关知识分子研究的十篇文章，也没有多大的期待和奢望。没有想到的是，书出版以后，不仅得了首届文津图书奖，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常销不衰，许多学生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他们是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决了自己内心很大的困惑。不久前，我在上海的静安书店演讲，讲座之后为读者签名，一个中年读者挤进人群，急切地问我：“《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哪里有卖？”他告诉我，他找了很长时间，都买不到，已经断销了。书店经理推荐他买我的另一本书，他摇摇头，坚持要买这本《十论》。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在读者当中，已经有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2005年岁末的一个深夜，当我躺在床上读书的时候，复旦大学出版社突然打来了电话：“你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得奖了！”“什么奖？”“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奖是从专家、出版社和读者多方推荐的376种图书中，参考国家图书馆排行在前的图书阅读和出借率，确定50本入围图书，最后邀请有关学者专家评选出其中的9本得奖，我的书是其中一本。从50/376，到9/50，好比世界杯赛小组出线再进入决赛，这个获奖令我有点兴奋。 
　　十多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家专题精讲系列，当时的贺圣遂社长盛邀我加盟。我匆匆选编了那几年有关知识分子研究的十篇文章，也没有多大的期待和奢望。没有想到的是，书出版以后，不仅得了首届文津图书奖，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常销不衰，许多学生和读者都来信告诉我，他们是读了这本书之后，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决了自己内心很大的困惑。不久前，我在上海的静安书店演讲，讲座之后为读者签名，一个中年读者挤进人群，急切地问我：“《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哪里有卖？”他告诉我，他找了很长时间，都买不到，已经断销了。书店经理推荐他买我的另一本书，他摇摇头，坚持要买这本《十论》。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在读者当中，已经有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读书人在传统中国是社会精英，社会对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期待。清末民初之际，传统的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穿越激流险滩、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三峡之中，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领航者的角色，几度被边缘化，又多次顽强地崛起。知识分子在中国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令人兴奋的话题。我知道，本书之所以十年来能够得到读者长期的厚爱，不是仅仅因为知识上的原因，而是很多的读书人在一个“后革命”的世俗时代，心灵世界产生了某种迷失，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平衡专业与公共的关系，是否要担当社会的责任。他们渴望着自我理解，理解一个“小时代”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 
　　有鉴于此，在此《十论》再版之际，我对文章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仅保留了原来不到一半的内容，而调整了其中的六讲。我希望这个修订版能体现出我个人多年来在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自己最满意的成果，既是美文，也有某种深刻性，更多地契合当下年轻读者对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追求。原书的自序依旧保留，谈的是我在知识分子研究领域的心路历程，或许对有兴趣从事这一研究的年轻学者有些许帮助。 
　　我要感谢孙晶老师，她当年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十多年之后，已经担任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继续，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我也要感谢国家图书馆的詹福瑞馆长，十年前是他为本书撰写了颁奖词，作了热情洋溢的推荐，这在当时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担当。最后借本书再版之契机，向文津图书奖致敬。 
　　作者谨识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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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在这种情形下，一些西方思想家对什么是知识分子所下的界定，变得愈加狭窄。仅仅从事抽象符号生产或传播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职业性的，而是精神性的。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分子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是一个奇迹，也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乱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惹是生非的灵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像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之执著的“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远生始初也未尝没有类似的想法。然而一旦他入世愈深，距离政治漩涡愈近，就悲哀地发现，灵与肉的冲突并非是那么容易调和的，圆得过多，妥协过多，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在违心中失去方正，在不觉中“魂为躯役”。
　　◆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与他的学生殷海光有过一次谈话。当时正是各种主义竞相争雄的时候，学生向老师请教哪一派是真理。哲学家沉吟片刻，缓缓地回答：“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学生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

◆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使得他们丧失了对社会公共问题的深刻关怀；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又使得他们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在这种情形下，一些西方思想家对什么是知识分子所下的界定，变得愈加狭窄。仅仅从事抽象符号生产或传播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职业性的，而是精神性的。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分子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是一个奇迹，也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乱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惹是生非的灵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像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之执著的“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远生始初也未尝没有类似的想法。然而一旦他入世愈深，距离政治漩涡愈近，就悲哀地发现，灵与肉的冲突并非是那么容易调和的，圆得过多，妥协过多，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在违心中失去方正，在不觉中“魂为躯役”。 
　　◆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与他的学生殷海光有过一次谈话。当时正是各种主义竞相争雄的时候，学生向老师请教哪一派是真理。哲学家沉吟片刻，缓缓地回答：“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学生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 
　　◆晚年的先生（指王元化——引注），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他在给自己学生的信上说：“记得鲁迅晚年曾给一位青年写信说‘人生实在痛苦’，诚哉斯言。”先生的苦痛，源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以笔者近距离的感受，先生晚年最忧虑、谈得最多的，莫过于三件事：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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