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人文与社会译丛

任何对意识形态概念、大众传播分析、深度阐释学实际成果或现代文化社会理论批判潜力感
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启人深思、不可缺少之作。
　　　　　　　　　　　　　　　　　　　　　　　　　　——理查德·J.伯恩斯坦
汤普森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是一部充满发人深思的理念、犀利深刻的分析和建设性理
论化的杰作。
　　　　　　　　　　　　　　　　　　　　　　　　　　——《美国社会学杂志》
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无疑将成为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基本文本之一。尽管作者的理
论具有惊人的复杂性，文本却出之以一种极其清晰而易于接近的风格……
　　　　　　　　　　　　　　　　　　　　　　　　　　——威廉·奥斯韦特
 

约翰·B.汤普森是英国社会学家、传媒研究专家，现任剑桥大学社会高级讲师、基督学院研究员。他的著作对现代西方社会学乃至文化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汤普森对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了理论诠释，并使这一诠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相联系，概述了关于大众传媒及

本书是我早先一部著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最初勾画的一些思想的发展。早先那部著作主要是对当代社会理论中若干突出贡献的批判性评估。在评估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想法,涉及意识形态的性质与作用,意识形态与语言、权力和社会背景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在具体情况中可被

导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象征形式的广泛流通起着根本的、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世界中。在所有社会中，象征形式——语言陈述，姿势，行动，艺术作品，等等——的产生与交流是且始终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的特点。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受早期现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推动而到来，象征

意识形态的概念与理论
　　当我们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时，不论在社会与政治分析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谈话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长期、复杂历史的概念。为什么这个概念在今天如此含糊，有那么多不同的用法和细微差别的含义，是因为这个概念自从两个世纪以前被引入欧洲语言以来，它经历了漫长而迂回的道路:今天它表现的多种含义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但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因素加深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含糊性。当我们在今天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时，或者听到别人使用它时，可能不能完全确定它是描述性地使用呢还是规定性地使用，它只是用来描述一个事态（例如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呢还是也用来（或者甚至首先用来）评价一个事态。在我们日常使用这一词语时，含糊性是很明显的。今天很少有人会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意识形态家”，而许多人却会毫不犹豫地宣告自己是保守派或社会主义者、自由派或民主派、女权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意识形态是别人的思想，是除了自己以外某人的思想。把一种观点称为“意识形态的”，似乎就是已经在含蓄地批评它，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似乎带有一种负面的批评意义。
　　在过去20多年来的社会与政治理论著作中，对于意识形态概念含糊的遗产有两种一般反应。一种反应是设法使这个概念趋于平淡。这一般包括明显地或含蓄地试图剔除这个概念中的负面意思，把它结合进社会科学使用的描述性概念之中。这就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所谓中性概念。根据这个概念，意识形态可以视为有关社会行动或政治实践的“思想体系”，“信仰体系”或“象征体系”。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不去试图区分意识形态所激发的各种行动或计划;每项政治纲领中都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是每个有组织政治运动的特征。掌握这一概念，分析家就可以设法勾画和描绘激发社会和政治行动的主要思想体系或信仰体系。这种研究思路的例证就是要把意识形态作为“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和其他思想或信仰体系，这些“意识形态”，都可以加以分类、分析，分解为它们的组成成分并追溯到它们的原始来源;分析家们会说，这样做不用对有关的思想或信仰体系做出或暗示任何贬义的判断。
　　对于意识形态概念含糊遗产的第二个反应是干脆不用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太含糊、太有争议，在历史上太被抹黑、抛来掷去当做谩骂名称，今天没法为社会、政治分析的目的而去拯救它。近年来，这种反应在一些最有创见和观察力的社会思想家中间有了发展，部分原因是与意识形态概念紧密相联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的遭遇。但是我感到这个反应似乎是短视的。这种反应不是对它的含糊遗产加以筛选以确定是否还留下一些值得维持的东西，却主张放弃或者更一般地拒绝开始寻找。这种反应不是去问与意识形态概念有关的思考传统是否显示了一批值得我们继续注意的问题（即使它由于误导和站不住脚的设想也曾模糊了这些问题），却选择抛弃这个问题，或者更多地是去设想一个答案同时却不作学术努力去设法确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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