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2008全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文集

我们民族的译论资源，在现有译论中所占的比重太少。我国译论建设应该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大国气象、大国风范的现代译论。因此，中西融通与古代译论的现代转换工作，变成了一个关涉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前途和速度的重大问题。 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重点讨论了传统译论研究的现代意义；西方译论冲击下中国传统译学理论语境的再认识；构建现代翻译传统与中国传统译论资源；中西比较译学建立的可能性；中国翻译学应以何种形态去与世界对话等。
　　本书为2008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文集，收录国内翻译理论研究和教学方面的论文共43篇，涉及六大论题：（1）传统译论研究的现代意义；（2）西方译论冲击下中国传统译学理论语境的再认识；（3）构建现代翻译传统与中国传统译论资源；（4）中西比较译学建立的可能性；（5）中西文化相遇（如经学与佛学、经学与神学以及文学与文艺等）过程中翻译实践活动对中国译学的影响和塑造；（6）中国翻译学应以何种形态去与世界对话。

对几个译学理论问题的认识
　　3.为什么要有翻译学的科评价标准？
　　我国的学术传统一直是以人而不是以学为中心的，所以学术有严重的自治化与伦理倾向，没有独立性。学科意识很淡漠，分类先有“道术”，后有“学术”，重术轻学（杨自检。2008）。翻译虽历史很长，但一直是有术无学。蒋翼振1927年出版的《翻译学通论》有了学科意识，直到1949年董秋斯才在《鲁迅与翻译》中提出了建立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问题，1951年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中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但没得到学界的响应，一直拖到20世纪80年代译界才和董秋斯的思想接上头，还不断争论翻译是不是学科，因此学科的评价标准就成了八九十年代译界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1999年11月上海翻译研讨会上提出了翻译学建设的五条标准：研究对象是否清楚；学科的性质是否清楚；学科的理论体是否构成（包括是否有分级的范畴；范畴界定是否清楚且前后一致；范畴是否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理论是否普遍有效）；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否清楚；本学科是否建有自己的方法论。此外还指出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杨自俭，2000）。有了这个评价标准，就有了学科建设的尺度，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4．怎样理解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灵魂（深层理念）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已在“翻译学”的定义中做了回答。研究对象是学科构建的首要问题，跟这问题相关的有学科的古与今和中与外以及跟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处理学科的古今中外关系问题是要解决学科的‘继承’与‘借鉴’问题，而处理一个学科跟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是要解决学科的‘定位’（确定其在人类创造的整个知识系统中的位置）问题”（杨自俭，2005）。实践证明，不解决定位问题，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问题就很难解决。现在看来，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从客观世界到译文影响八大要素，此外还应包括翻译史、译论史与方法论。这是由中外研究成果集结而成的。对学科的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型的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这样界定翻译学的性质，笔者曾做过详细解释，这儿不再赘述（杨自俭，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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