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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异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中国开始告别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污染与高能耗为特征的“旧常态”，逐渐步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过渡的新常态阶段，过去仅仅用三驾马车作为实施主体的宏观调控体系已经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如何理清新形势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异、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创新宏观调控理论机制和手段，以及丰富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等都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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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科研处处长、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世界经济学会理事，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等多项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在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下称“国发院”）以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为指导，以“四个全面”战略为研究框架，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特色研究领域，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优质智库智力资源，打造独立、非营利实体研究机构。作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国发院坚守“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的目标，国发院聚焦“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三大核心研究领域，着眼于思想创新和全球未来，致力于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进步。

目　　录

第一部分总论
第一章总论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的出现
二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异
三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第二部分新常态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第二章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及其政策含义：1979—2020
一引言
二模型、计算方法与数据处理
三计算结果
四政策含义
五结论
第三章经济波动的变异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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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总论 第一章总论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的出现 二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异 
 三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第二部分新常态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第二章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及其政策含义：1979—2020 一引言 二模型、计算方法与数据处理 三计算结果 
 四政策含义 五结论 第三章经济波动的变异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重构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二模型设定 三模型估计 
 四模型的动态特征和波动来源分析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四章中国宏观调控目标的演进与优化 
 一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发达国家的选择 二中国宏观调控目标的历史沿革与约束条件的变化 
 三约束条件变化对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平衡关系的冲击检验 四结论与启示 第五章中国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重构与未来实践 
 一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与背后的理论共识 二中国货币性质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反思 三未来货币政策调整方向 四货币政策执行的制度设计 
 五结论与未来探索 第六章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数量论失效研究 一引言 二货币数量论失效成因的历史对比与国际对比 
 三基准模型 四函数形式设定、参数校准与模型求解 五数值模拟1：货币数量论失效的原因与机制 
 六数值模拟2：货币数量论恢复有效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七总结 附录一渐进平衡增长路径（ABGP）存在条件及性质 
 附录二关于收敛路径中房地产泡沫初值选择的说明 第七章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变与财政政策调整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演变与当前运行 
 二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 三财政政策的调整措施 四结论 第八章促进结构调整的财政体制变革 
 一“高支高收”的地方政府行为：结构调整的政策障碍 二纵向财政失衡加剧的财政体制：结构调整的制度障碍 三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四促进结构调整的财政体制变革 第九章反腐败对消费需求的冲击有多大？ 一问题的提出 二背景与事实 
 三反腐效果评估：研究设计与识别策略 四反腐效果评估：结果 五结论 第三部分后危机时代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与进展 
 第十章全球金融危机与宏观经济学思潮转变 一危机前新共识的达成及其评价 二金融危机与新共识宏观经济学的表现 
 三危机后主流宏观内部的争论和发展 四总结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十一章“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的形成、内涵和实践原则——基于中国视角的批判 
 一引言 二“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三一个简化的“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模型 四“新共识”框架下货币政策的操作原则 
 五金融市场、货币总量与“新共识”政策框架 六对新共识货币政策的总结性评价：基于中国的视角 
 第十二章金融危机后西方货币政策理论的反思、探索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引言 二危机前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货币政策理论“新共识” 
 三危机后对“新共识”理论的反思和货币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四货币政策执行框架的新探索 五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独特性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六货币政策理论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第十三章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 一危机前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货币政策理论“新共识” 
 二“新共识”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及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三包含金融市场的货币政策理论新发展 四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第十四章含有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 一从RBC到新新古典综合：DSGE模型演进的早期脉络 
 二金融加速器效应下DSGE模型中有关金融摩擦的初始讨论 三金融危机后包含金融中介的DSGE模型 四：DSGE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问题 
 第十五章金融危机后产出缺口理论的回顾、反思与最新进展 一引言 二传统产出缺口理论在危机中的表现异常 
 三对产出缺口理论的重新回顾与反思 四新因素、新形势对产出缺口理论的影响 五产出缺口应对政策的改进方向 
 第十六章如何理解世界经济新常态？ 一世界经济新常态的表现特征 二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可持续问题 
 三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双重新常态”的交织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十七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问题研究评述——基于结构性和周期性的视角 
 一引言 二“结构性”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性质、原因和对策研究评述 三“周期性”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性质、原因和对策研究评述 
 四现有研究在理论基础、研究视角和政策建议方面存在不足 五结论和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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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变与财政政策调整
２０１４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并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系统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方面。其中，在论及经济结构时，习近平指出，２０１４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贡献率方面，消费超过了投资。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有较快增长；单位ＧＤＰ
能耗也有所下降。事实上，经济结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进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等各方面内容。特别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产业转移的加快，制造业面临再次升级，经济增长的外部风险也加大，一场由政府发动的结构转型在中国迫在眉睫。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则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契机。经济结构主要反映了一国经济在某一阶段上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而“经济发展又时刻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并随之向前推动”，这种转型，既包括“从一种经济形态转向另一种经济形态”，又包括“从某一经济形态的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李桂华，２０１１）。事实上，一国经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结构的变迁，这是因为经济结构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它是指反映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经济成分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并决定了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郑必坚，２００３），具体而言，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供给需求结构等。然而不论是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还是经济驱动方面，财政政策都应
该而且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地，中国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就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２０１４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那么，持续６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逐渐发生深刻改变的背景下，它应做哪些调整呢？本章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　积极财政政策的演变与当前运行
（一）积极财政政策运行的背景

第七章
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变与财政政策调整
２０１４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并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系统阐述了“新常态”
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方面。其中，在论及经济结构时，习近平指出，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贡献率方面，消费超过了投资。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有较快增长；单位ＧＤＰ 
能耗也有所下降。事实上，经济结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进出口、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等各方面内容。特别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产业转移的加快，制造业面临再次升级，经济增长的外部风险也加大，一场由政府发动的结构转型在中国迫在眉睫。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则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契机。经济结构主要反映了一国经济在某一阶段上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而“经济发展又时刻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并随之向前推动”，这种转型，既包括“从一种经济形态转向另一种经济形态”，又包括“从某一经济形态的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
（李桂华，２０１１）。事实上，一国经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结构的变迁，这是因为经济结构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
它是指反映一定社会关系的社会经济成分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并决定了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郑必坚，２００３），具体而言，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供给需求结构等。然而不论是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还是经济驱动方面，财政政策都应
该而且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地，中国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就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２０１４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进一步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那么，持续６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逐渐发生深刻改变的背景下，它应做哪些调整呢？本章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　积极财政政策的演变与当前运行
（一）积极财政政策运行的背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中国启动了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分别在１９９８
年上半年和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对财政政策中相机抉择因素的积极运用（郭庆旺、赵志耘，２０１０），它是主动的、逆调节的财政政策，也是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相结合的财政政策。但在不同的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有很大区别。１９９６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和外需萎缩的双重打击，使得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为此，１９９８年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将适度从紧政策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并冠之为“积极财
政政策”。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包括：（１）
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
（２） 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建设投资，以扩大投资需求；（３）增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规模；
（４） 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来扩大需求。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起了巨大的作用，随后在２００４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定从２００５年起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其核心体现在“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１６个字上。稳健财政政策的持续期不到四年，第二次积极财政政策又重新启动。２００８年第三季度起，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加速下滑趋势，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和１２月，全国进口额、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开
始表现为负增长，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为此，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并推出了促增长、扩内需的４万亿投资计划，具体包括十项措施：一是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和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２００８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思路新”，此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立足于应对危机、化解危机，着眼于抓住机遇、创造机遇，较好地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二是“导向明”，就是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活市场、统内外、利长远；三是“力度大”，推出了空前规模的４万亿投资计划；四是“工具多”，将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若干财政政策工具组合起来一起使用。２００８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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