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里的小杂志：《读书》杂志研究

本书以《读书》作为研究个案，考察30年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历史使命的转变，考察了其创办发展、创新的历程以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界的发展变迁轨迹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梳理， 有助于读者全面、生动地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生成的机制。 

本书将三联书店创办的思想文化评论类刊物《读书》作为研究个案，考察30年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历史使命的转变。通过对《读书》杂志这份思想学术文化杂志文本的分析，考察了其创办发展、创新的历程以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思想界、学术界的发展变迁轨迹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梳理，并对主要影响进行了评价，阅读此书有助于读者全面、生动地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生成的机制。

庞海音（1971—）河南南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武汉大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期刊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研究等，主持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校内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传媒》、《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读书》杂志由中国出版集团主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办。自1979年4月创刊以来，以“读书无禁区”为口号，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传媒经典和广大读书人的一面文化旗帜。30年来，《读书》坚持“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办刊定位，始终贯彻“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的宗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读书》已然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或读书界的一个标签和样本，或者一个缩影。《读书》30年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走过的30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历程。《读书》最大限度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与知识分子的思考轨迹，展示了思想文化类杂志在时代发展中的功能。

新时期是历史的转折点，国家社会的变革在思想文化传播领域有着具体的表现，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见证者，《读书》记录了这个时代各种思想的起伏跌宕、兴衰际遇，也映现出思想文化界忧戚喜乐的情感律动。在当代中国社会激烈的变化中，《读书》能够始终和现实保持对话，主动介入许多重大思想问题的讨论，敏感地回应世界的风云变幻，它提供了一个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讨论的空间，为思想文化界搭建平等交流的平台。它依托三联书店这个良好的文人办刊传统和创办资源，在经济上、思想上、文体上保持了知识分子刊物的独立性。

《读书》创刊伊始，就以“读书无禁区”开启了一个敢于突破禁忌表达知识分子真实想法的风气。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一群职业出版家和学者在从事启蒙和介入社会批判的借助于先天优势，凭借着优质的作者群以及新锐的思想迅速占领了大片读者市场，从而掌握了大众媒介的话语权，拥有了广大的文化消费群，将《读书》搭建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交流话语的公共平台。

创刊30年，无论是从经营还是从内容来说，《读书》已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既是这个时代的承受者，又是一个重要的策划者，这源于《读书》本身的定位和它的编辑主体。首先，杂志的主编和撰稿人都有其自身的思想倾向，势必会影响杂志的面貌。其次，读者并不代表社会大众，所以无论再成功的杂志都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就内容的形成和延续、变化而言，主编无疑是最大的主宰者和掌舵者。从创刊至今，《读书》先后经历了四代主编的更替：第一代（1979～1986年），陈原、范用；第二代（1986～1996年），沈昌文；第三代（1996~2007年），汪晖、黄平；第四代2007年至今，吴彬、潘振平、樊希安。每一时期各有其办刊风格和特点，但都围绕杂志的定位和宗旨进行编辑开拓。1996年之前的《读书》，延续早期注重专栏、老作者和文学的特点，大量介绍各国文学和外国文化。它以浓厚的人文精神，顺应了时代的求知潮流和“文化热”，竭力引进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帮助读者开阔视野，并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以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领域为主的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的特征。它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来涵义，一度成为启蒙运动的重镇。1996年之后，《读书》编辑方针发生了大改革，由专注知识分子人文趣味的杂志转向具有强烈现实性和针对性的杂志，并延续至今。“代际的转变，一方面象征汇聚在《读书》这一个思想书写阵地中知识分子的差异：从报人到学者、从关注文史哲学到融入社会科学视角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读书》本身在定位、选材上的变化，进一步反映该刊物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关系的不断调整。”叶国豪：《〈读书〉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书写纪录》，共识网201464http://www21 ccomnet/articles/sxwh/。

《读书》的“撰稿人大都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学者、专家与文化人”，它拥有当时作为社会精英的核心资源的知识分子，其栏目的设置与社会话题的推动，使《读书》杂志具有了历史性格的同时更张扬了个性。它的作者群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发生着改变，从怀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文化激情的启蒙者转变为冷静、客观、务实，既关注自身又关注社会问题的批判者。

《读书》面向普通读者，兼具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办刊方针以及其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不仅吸引了知识界众多优秀知识分子的投稿与参与，更在30多年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读者。它的“读者群，遍布各行各业，包括公司职员及中高层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大学生、媒体从业人员、政府官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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