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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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作者是著名作家王蒙已故之妻作品。

王蒙，1934年10月生于北京，河北南皮人，著名作家。16岁入党，19岁发表处女作《青春万岁》，22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因该小说被错划为右派。历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书中记录了二人相识相守的岁月，平凡小事却感人至深。书中描述的那段特殊的岁月，更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和共鸣。

内容简介

　　我和王蒙风里来，雨里去，云里飞，地上走，五十多年来始终在一起，彼此不曾分开。
　　我们曾有过一贫如洗的日子，蒙受过各种屈辱；我们也拥有过“荣华富贵”，受到过怀疑和误解。
　　我和他从京华帝乡到遥远的边陲，从故乡到天涯海角，从城市到穷乡僻壤，从五星级酒店到地窝子，飞过太平洋，漫游大西洋……
　　一切的一切对我全然都不重要。我的生活信条是：只要我和王蒙在一起，即使前方有个悬崖，必要时我也情愿跳下去！

作者简介

方蕤，本名崔瑞芳，女。作家王蒙之妻。1933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入党。她将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历任北京109中学、乌鲁木齐三中、七中、十四中与伊宁市二中教师，生前为北京市第二中学离休高级教师。陪伴丈夫王蒙将近六十年，于2012年3月去世，享年79岁。

目　　录

难忘初恋
情感波折
特殊婚礼
身世不幸
少年才华
不忘恩师
名字由来
“右派”经历
瞬间决定
金鱼死了
忽然展翅
舌战之后
落下话柄
为何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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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情感波折
　　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弥合之后，我们都体会到：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儿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那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不久，他向我表示了好感。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18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
　　“那年你多大？”
　　“12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
　　秋季里的一天，我们去阜成门外（现在的钓鱼台附近）郊游。当时那里一片荒野，有农家小院，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
　　还有一次约会，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我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想，怎么能带梨啊？“梨”的谐音是“离”，认识不久就“离”，多不吉利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递给我一个，“吃梨！”了解他后才知道，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道理”的“道理”。
　　还有更有趣的事——

情感波折 
　　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弥合之后，我们都体会到：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儿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那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不久，他向我表示了好感。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18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 
　　“那年你多大？” 
　　“12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 
　　秋季里的一天，我们去阜成门外（现在的钓鱼台附近）郊游。当时那里一片荒野，有农家小院，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 
　　还有一次约会，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我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想，怎么能带梨啊？“梨”的谐音是“离”，认识不久就“离”，多不吉利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递给我一个，“吃梨！”了解他后才知道，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道理”的“道理”。 
　　还有更有趣的事—— 
　　一天我们走在天安门西大街上，我有点儿累，就说：“咱们坐电车吧！” 
　　他不肯。谁知电车一进站，他却把我推上去，自己关在电车外。我在上面着急，他在下面笑。电车当当地往前开，他就在马路上跟着电车跑。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3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蒙”两个字。我很好奇，原来是《火花》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 
　　第四节课后，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春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小说中的“我”，呼唤的不正是我吗？ 
　　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 
　　我想不管他曾受过多大的委屈，看了这封信之后，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 
　　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 
　　出乎我的预料，信如黄鹤，一去杳无音信。 
　　那年暑期，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王蒙突然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说：“我们出去散步吧！”我们一时无话，默默地走着。一阵沉默后，王蒙直率地说，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的生活难以想象。 
　　我问自己，没有王蒙的日子，我是不是也同样？ 
　　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 
　　分别后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一阵脚步声后，有人在敲门。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说。 
　　“我来了不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劝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 
　　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生活多好。” 
　　在校园里，我们照了许多相。可惜胶卷冲出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苏联制造，镜头还好，只是装胶卷太麻烦，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槽，才能上好，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尽管没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 
　　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棒打芦花》。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王蒙就兴奋地鼓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散戏后没车了，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我们便步行回校。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这座桥是新建的，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过桥时，王蒙说：“哦，风好像小一些了。”我说：“哪里风小了，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话音未落，他笑得前仰后合，问我：“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他总会说“桥栏杆把风挡住了”。 
　　太原海子边公园的小巷里，有家小餐馆，生意红火。那个年代，生意做得如此热气腾腾已属不易。我们找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只见一名方脸男服务员，头戴小白帽，一手高举着菜盘子，脚下生风满堂飞，口中吆喝着：“来了！三鲜汤一碗！”……同时又忙不迭地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那种热情，那种微笑，那种从容，以后多少年也没见过。王蒙在他的一篇散文《鳞与爪》里描写过我们对这个服务员共同的美好印象。 
　　那一次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特殊婚礼 
　　结婚一年后，王蒙成了“右派”。而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却浑然不觉，一派欢天喜地。多年以来，王蒙不断地感慨：“爱情和文学的成功，使我成为幸运者。” 
　　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荡的心。 
　　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 
　　我踌躇不定。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没独立，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 
　　然而王蒙接二连三地来信。我想，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频繁的信件来往，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而每封信都像诗，都像散文，亲近、体贴，又充满才华和理性，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 
　　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1957年1月28日，我们结婚了。 
　　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我们已经是兴高采烈，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手摇留声机、玻璃门书柜……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伴娘、伴郎和牵纱童。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 
　　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闹的婚礼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们的婚礼，王蒙根本就没有告诉几个人。另外，当时王蒙刚调动工作，与新同事来往还比较少，与熟悉的老同事之间，还因为特殊时期，处在一种不正常之中…… 
　　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波，涌动着一股暗流。舆论对王蒙非常不利。我们选这个时候结婚，很多人不来很自然。 
　　当天下午，亲朋好友来祝贺，送来花瓶、相册、衣料、书签，这些礼品在当时已很珍贵。但是我仍然觉得，婚礼不应该这样冷清，我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客人们说说笑笑。虽然桌上摆的喜糖、花生、脆枣现在看来都很低劣，却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 
　　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除了问安、祝福以外，显得有些拘谨。 
　　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唱片吧！ 
　　我们放了苏联的《列宁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奋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大家恭维他可以当歌唱家。 
　　或许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这是当时学生们最爱唱的歌。 
　　在同学的祝福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婚庆。 
　　婚后不久，1958年年初，王蒙在“等待处理”期间，去景山少年宫基建工地当小工。 
　　后来我们的房子作了调整，跟王蒙的母亲一起住后院。房子是一明两暗，我们住一间，还算有自己的一个小窝。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门头沟区桑峪一担石沟劳动，我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期间我经常回到我母亲那边住。而我们在小绒线的房子也因此没有了往日的温馨。 
　　那段时期，王蒙从山沟回来，我们俩很难相遇。据说上面担心这些改造者如果预先知道休息日，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是当天宣布，当天开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两三天，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徒步翻山越岭，花去半天时间。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尽快找到我，上哪儿去找呢？到孩子姥姥这边，我却在奶奶那边等他，当他赶到那边，我又回来了。 
　　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里做同一个梦，给我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错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阵子，说话的人却不是我，于是又开始不停地重拨。 
　　1989年他卸任部长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我又梦见了你》，里面记述了这个情节。我知道，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和王蒙相识、相恋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18岁——后来，他写了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十分贴切的名字，或许我最能心领神会。 
　　王蒙曾问过我：“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 
　　我说：“有你了。” 
　　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 
　　我说：“有我了。”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人生旅程，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婚外的风流故事，他更不会去“拈花惹草”，我们珍惜的是我们自己。 
　　王蒙常常感慨地说：“家庭就像健康，你得到的时候认为一切你所获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甚至木然淡然处之；而当你失去之后，你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不应该失去。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憾事，人间没有比爱情和文学的成功更令人骄傲的了，我是一个幸运者。” 
　　身世不幸 
　　和王蒙的相识，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王蒙身世不幸，这或许更成就了他的才华。 
　　幼年的王蒙，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由于种种差异，使得父母的关系水火不容。外祖母、母亲和姨妈组成联盟，一致对抗单枪匹马的父亲。有一回，王蒙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刚走到院中，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兜头泼过来。直到今天，都无法抹去滚烫的绿豆汤烙在王蒙心中的印迹。 
　　王蒙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那年，父母不知什么原因又闹了起来。妈妈哭着把王蒙藏起来。王蒙心里很恐慌，但他还是懂事地劝妈妈：“你不要哭，等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一会儿，他又想起爸爸，便问妈妈：“爸爸呢？爸爸哪儿去了？”妈妈却伸手捂住他的嘴，吓唬着说：“别出声，不许你见他。” 
　　王蒙的堂姐从小跟三叔（王蒙的父亲）好，见三叔可怜，偷偷跑过去，悄悄对他说：“他们都在家，藏起来了。”父亲手里拿着巧克力，却找不到孩子。他坐在一把褪了色的旧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知什么时候，屋门被反扣上，推也推不开。父亲大声喊着：“快把门开开！”王蒙站在门外，扒开门缝往里看，只见爸爸像愤怒的狮子，来回不停地走着；一会儿又坐回那张藤椅，点着烟，吸进去，吐出来，屋里弥漫着一团团的烟雾。 
　　这种残酷的事实，使王蒙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相识以来，他并不轻易提起这些。我能感觉到，他不愿触动这块伤痛，但是，他却常在说，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这是他的切肤感受。 
　　王蒙上学后，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吵架。7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儿，原来是一家烤肉店。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式美味佳肴，真想美餐一顿。但是他没钱，也不可能向爸爸、妈妈要。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开烤肉店，照直往前走。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看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 
　　小时的王蒙打发这种无聊、寂寞生活的方式有两种，幻想和读书。冬季的中午，遇到好天气，太阳暖暖的，大人在午休，他就会陪着猫，坐在房檐窗下的台阶上，看树枝上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想象如果自己有一双能飞的翅膀该多好！思绪一下子把他带到童话世界里，他可怜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叹七个神秘的小矮人……他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梦。 
　　王蒙自幼爱看书。9岁时，他独自去离家最近的民众教育馆内的小图书馆看书，入了迷。直到天黑，整个馆里就剩下他一个人，管理员不断催促，他才回家。他在那里看了《少林十二式》、《太极拳式图解》、《十二金钱镖》、《小五义》，看了《悲惨世界》和沈从文、丁玲的书。他对文学的兴趣，或许从那时候已经开始孕育。 
　　直到有一天，王蒙不经意地流露出深藏心底的痛苦。我们的儿子山儿3岁那一年，我在花市书店为他选了一本活动的小画册。这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会在掀动中不断变换图形。一会儿头部是火车汽笛，身子是拖拉机，脚部是汽车轮子；而翻过一页，脚会变成雪橇，身子成为机翼，头部成了旗杆。 
　　王蒙看到后不住地问：“这是哪儿来的？” 
　　“买的。” 
　　“哪儿买的？” 
　　“书店呗！” 
　　我很奇怪，为孩子买的一本小画册，怎么招来这么多的盘问？ 
　　王蒙说：“我小时候，也曾有过这么一本，是父亲给我买的，羊角、鹿身、马腿，变来变去。那时，没有别的玩具，觉得很好玩儿。”接下去他说：“这种扭曲，使我想起许多……” 
　　这句话，让我感到震撼——多年来，他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他把这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80年代末，他写下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是他写得最痛苦的作品。他说，写起来有时候要发疯。别人说，这是王蒙唯一一部家族小说，身心和灵魂全部沉浸在小说中。而王蒙自己也说，这部小说付出了很多个人情感，有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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