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

　　《2010版年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延续了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假说，探讨了1840～1956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用超稳定结构假说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2010版年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繁体字版初版于1993年香港，是《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续篇，2010年由法律出版社在内地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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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探讨1840至1956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的*著作，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作者不同意海内外的流行见解，即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视为传统社会的断裂，而认为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不过是传统的某种变构。作者企图超越国共两党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扑朔迷离，本书则简明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变迁的主线，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金观涛，现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些接连不断的救亡的燃眉之急，要求把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起来，因而集体主义便代替了个人主义，专制强权最后淹没了知识分子对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如果我们看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史，这种说法似乎是不错的。但是，这种解释最大的困难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亡国危险，“救亡”是一百年来中国命运的主题，不能仅仅把这个现象用于191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对军绅政权的不满和批判，以及对社会整合危机之焦虑，正是新文化运动之推动力，亦即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提倡启蒙本身正是出于救亡的需要。救亡压倒启蒙说不得不面临一个二律背反：“救亡”既然导致早期的“启蒙”，为何又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中断“启蒙”？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就始终存在“救亡”意识，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至于辛亥共和革命，都是因“救亡”而作出的反应。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救亡危机并不见得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为迫切。为何独独在这时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的毛病在于，它忽略了在“救亡”的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变迁还有自身的内在演变机制和路向，“救亡”是通过对旧意识形态的抛弃而和“启蒙”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在任何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运动或潮流中，“救亡”都是最具动员力量的，它确实可以推动某些观念兴起，使某些价值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仅仅有“救亡”的动员力量，不一定导致价值独断。正如辛亥革命期间，反清排满、共和也是出于“救亡意识”，但民初时并没有因之而出现某种价值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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