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探胜

长时期的新闻传播实践证明，包括党报在内的报纸的生命力在于读者对它们报道内容和质量的认同，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深度报道的成功运作。
诚如众多专家所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使中国报业从“解气”、“解闷”阶段跃入“解惑”阶段；或者说已从“政论报纸”、“报道报纸”跃入“解说报纸”阶段，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早已从想知道“什么”进入到想知道“为什么”、“怎么样”。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中国，“解惑”、“解说”类的报道需求日益增大，那么，深度报道的进一步时兴，并由此推动中国报业健康、有序、积极的发展，进而带来报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便属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度报道以前是、今后仍将是包括党报等主流媒体在内的中国报业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对这个趋势的认定，我们应当充满自信。
我们选择《宁波日报》作为课题研究和本书个案阐发的主要对象，是因为该报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和地市级党报中具有代表性，且该报近10年来非常重视深度报道在党报生存、发展中的地位，并在持之以恒的实践中创出特色。《宁波日报》在深度报道中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遇到无数次的挫折与困惑，又无数次地奋勇前行并取得成效，使深度报道着实展现并代表了一种良好积极的报道整体的发展态势。
深度报道是党报及主流媒体天生的生命使然，是党报及主流媒体的优势所在，是党报及主流媒体在媒体激烈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法宝。这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价值追求，也应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共识。

二、解释性报道的诞生和发展
解释性报道的诞生和发展则有着与调查性报道不尽相同的时代背景。一直以来，西方新闻界严格奉行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甚至把客观性内化为记者的职业理念，以“倒金字塔”式为代表的写作形式被奉为新闻报道的经典样式，所有新闻从业人员都视客观、中立、不带感情色彩的报道为最高标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两次大的社会危机先后来临，给美国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这两次社会危机分别是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让世人感到猝不及防，没有半点预示似地突然发生了。事实上，当时的记者队伍中有相关方面的专家，是可以就观察到的前兆性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的。然而，客观性原则要求记者只是原原本本地记录发生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和联系却不容置喙，这才造成了危机“突如其来”的假象。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说道：“各种事件接踵而至，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当时，如果驻白宫的记者仅仅报道发生了什么而没有提供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含义，那他只完成了一半工作。”①西方社会危机的惨痛教训促使新闻界人士不得不开始反思，纯粹客观的事实报道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是否缺失了社会感应器的现实功能?
　1923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时代》（TIMES）创刊，该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劳斯（Herry Lowes）在消息深加工和新闻背景介绍上下工夫，并将新闻分为快新闻与慢新闻两种，类似于今天的动态消息和深度报道。……
　　①转引自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