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

本书以最早的电子传播媒介——电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的历史演进。通过这一个案探究了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情境下，新传播技术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深入描述了这一进程中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沿海与内地等诸种社会力量的交锋，批判地阐释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传播话语及实践，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提供了一种从传播技术和传播观念切入的解读方式。

孙藜，男，博士。山东安丘人。1972年生。本科、硕士均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家，做过报纸、杂志的记者、编辑、评论员。2003年师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功读传播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师。研究方向：媒介社会学、传播思想史。

导论　“媒体即讯息”：传播技术、社会与文化　
　　在传播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认识上，美国学者布里恩·温斯顿认为存在两种观点，他分别称之为“技术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大致上说，在技术决定论者来看，技术无所不能，对社会的影响是压倒一切的，人在技术面前相对的无能为力；而在文化决定论者的观点则给人以权力，把技术牢牢放到社会背景中，认为社会背景才是决定技术的主要因素。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理论多被称为“技术决定论”，尽管从这个角度为温斯顿所批判，但他同时也指出，麦氏的理论强调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而较有说服力，同是又超越了纯粹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正是这一出发点上，我们赞同麦克卢汉，并认为他的理论对于理解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富有启迪。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新技术都创造一个新环境”。媒介构成环境，是因为“媒介即人体的延伸”，轮子是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作为人体的延伸，“各种媒介对人的联系形式要进行结构组合”，对此，无论东西方社会都一样。即是说，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在麦氏眼中，不是各自孤立的两种东西，而是技术以特定的方式对社会关系进行结构组合，不同的关系组合方式就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环境。新技术创造新环境，意味着新技术所“组合”出来的新的关系，取代了旧有的联系方式。所以他说，看待一种媒介取代另一种媒介，就是“透过一套关系去看另一套关系”。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给我们以重要借鉴：媒介或传播技术，在人们的彼此联系中存在，也就是社会关系的形成、组合及维系方式。
　　同时，在麦克民汉眼中，技术作为人体的延伸，也就是“感官的外化”，通过这一点，他将媒介与文化联系起来。所谓“感官”“感知比率”“感知模式”之类的说法，在其理论中主要用来指人们的“潜意识”或集体社会心理。既然媒介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媒介通过感官而投射的，就始终是“个人和群体联系的总体格局”。这就是说，媒介影响着人们对彼此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了特定社会中的集体心理。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技术在社会关系中存在，就必然联系着人们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人们利用传播技术维系彼此的关系，也就是将其对彼此关系的理解、认识，体现于传播活动中。实际上，这种理解、认识，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播观念”，它意味着人们在其观念的支配下，利用传播技术，去构筑他们心目中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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