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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蘑菇云》由孟昭瑞编写。2008年是中国核基地建设50周年纪念，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50年的核工业发展，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蘑菇云》通过他的镜头并辅以他的叙述，实现了资料性与直观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在带给读者视觉冲击的同时，提升读者对中国核事业的认知。

内容简介

1964年10月16日，还“一穷二白”的中国，终于随着原子弹一声震天响，高昂着头，冲人世界上仅几个国家独占着的“有核国家俱乐部”。中国人民实际上是从这时起，真正站了起来。这一国家战略行为带来的巨大威力，至今仍然能被全世界感受到。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原子弹爆炸引发国际对中国侧目方面的图书并不多见。中国原子弹研制过程有多艰难、又有多“土”方面的图书，则更不多见。中国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形成的“中国式蘑菇云”，又是谁去勇敢地拍摄的方面的图书，则干脆没有出版过。

现在，辽宁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蘑菇云》，就是要把勇敢的拍摄者眼中的“中国原子弹”的故事发表出来，使今天的50后60后们，能再次回到美丽的记忆中去，感受一下当年中国人最牛的时刻；使今天的70后80后甚至90后们，能隔着时空隧道，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年“做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它的成功试验，与今天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一样，是一个时代的特殊符号，它留在当时人们的记忆深处，被今天众多的中国人回忆着。就如北京奥运会，也同样会在几十年后，印象一点不减地被无数中国人回味着，并在回味之中，再次露出会心的微笑。

作者简介

孟昭瑞，著名军事摄影记者，1930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从事摄影工作，先后在人民解放军华北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研究员、高级记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12月，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突出贡献摄影家”。
孟昭瑞参加过“平津战役”、“北平入城式”、“政协筹备会”、“新政协会议”、“开国大典”、“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采访，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1986年出版了专著《历史的瞬间》；1992年11月，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孟昭瑞摄影艺术展”。他一直从事重大新闻采访工作，拍摄了大量共和国领袖及将帅的珍贵照片，许多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奖。
其主要摄影作品有近百幅，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和平鸽》《北平入城式》《同坦克兵一起欢庆北平解放》《开国大典》《喜迎建国》《建国基石》《*接见英雄中队》《人民万岁》《*接见红卫兵》《周总理在1968》《周总理与青年》《朱总司令与儿童》《人民的军队》《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上签字》《彭德怀阅兵》《金日成与京剧演员》等。

目　　录

出版前言
著名军事摄影家孟昭瑞印象记（代序）
第一篇中国“蘑菇云”是如何升起白
　第一章　美国的核威胁与核遏制
　　美国曾几次动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念头
　　解密：美军“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
　第二章　苏联的援助与限制
　　苏联开始援助中国时的态度是怎样的？
　　中苏关系出现了什么裂痕？
　　苏联人不再援助中国可能是好事
　第三章　中国的高层决策
　　从“纸老虎”到“正在开始研究”
　　中国有铀矿！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出版前言 著名军事摄影家孟昭瑞印象记（代序） 第一篇 中国“蘑菇云”是如何升起白 　第一章　美国的核威胁与核遏制 　　美国曾几次动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念头 　　解密：美军“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 　第二章　苏联的援助与限制 　　苏联开始援助中国时的态度是怎样的？ 　　中苏关系出现了什么裂痕？ 　　苏联人不再援助中国可能是好事 　第三章　中国的高层决策 　　从“纸老虎”到“正在开始研究” 　　中国有铀矿！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第二篇　中国“蘑菇云”的领导者 　第一章　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 　　为何选定周恩来担当制造“蘑菇云”的最高指挥？ 　　国家最高机密，邓颖超竞也毫不知情 　　美国要给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打击”！ 　　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 　中国第一次成功核爆炸并非万事大吉 　　“文革”中的周恩来如何支撑核发展计划？ 第二章　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导者聂荣臻 　聂帅主管科技工作的由来 　 “波匈事件”与苏联对中国关系升温 　苏联援建中国原子工业内幕 　中苏关系破裂，我“自力更生”方针的实施背景 　“文革”中的聂帅 第三章　亲赴第一线的张爱萍将军 　 张爱萍的大将风度 　“再穷也要有一根吓人的打狗棍” 　林彪说：“原子弹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张爱萍亲自坐飞机，升至8500米高空试验 　酷爱摄影 　1966年，张爱萍没跟着登天安门城楼 第三篇　中国“蘑菇云”的制造者 　第一章　核研制的科学家们 　　钱学森——“人民满意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钱三强——“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邓稼先——“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朱光亚——“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程开甲——突破条条框框，实施“塔爆” 　　郭永怀——你是否愿为美国服兵役？ “不！” 　　陈能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彭桓武——“回国不需要理由” 　　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 第二章　核发射基地将军的故事 　 酒泉基地并不在酒泉 　 美国情报部门惊呼：志愿军20兵团失踪！ 　　苏军少将说：孙司令是真正的军人 　 两位司令差点翻脸 　 拖延赴任的李福泽 　 李福泽的烟酒艺术 　严重的粮食问题 　发射控制室多了一个人 　“东方红一号”成功前的磨难 　李福泽被投进了监狱 第三章　我拍摄核爆炸 　 “1964年10月16日，让我们记住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铁塔”的故事 　核爆区域的“天气预报” 　“零时”已到！ 　第二次、第三次核试验 　八一电影厂为1966年国庆，拍了大型彩色纪录片 　空军穿越“蘑菇云”取样 　核爆前的准备工作、内容，究竟是 　我拍到了最珍贵的“和平鸽”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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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毛泽东
“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周恩来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
“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陈毅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三篇　中国“蘑菇云”的制造者
　　第一章　核研制的科学家们
　　钱学森——“人民满意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1950年8月29日，世界顶级火箭研究专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拿到了从洛杉矶返回中国的船票。
　　但就在第二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钱学森被美国扣留。
　　扣留他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而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却是洛杉矶海关。移民局交给钱学森的文件说：“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其中的意蕴非同寻常。
　　洛杉矶海关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涉及美国机密技术的情报。涉密的有草图、笔记和照片等，总计近八百公斤。他们解释说，联邦调查局之所以扣留钱学森，是因为他企图将这些机密偷运回国，并暗示钱学森是一名新中国的红色间谍，而丝毫不提及钱学森此前已将全部行李交洛杉矶海关查验过。
　　其实，此番扣留与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贝尔的一番话有关。
　　出于礼貌，钱学森回国前，曾打电话告知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贝尔。金贝尔接完钱学森的电话，当即给美国移民局打了一个电话，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一个人都值三到五个师。”金贝尔之所以不愿意放钱学森回国，并拿钱学森和一支部队相提并论，一方面是他深知钱学森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已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放虎归山，陡增敌方的力量。美国军方高层深知其中的利害。
　　那么，钱学森为什么要给金贝尔打电话呢？
　　时间回溯到1947年2月，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推荐他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
　　到麻省理工学院不久，钱学森收到母亲去世的来信。他决定回国探望并安慰悲痛中的父亲。再说他离家已长达12个年头，怎么说也应该回国一次。另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这一年他36岁，女友蒋英27岁。虽然各有事业，但婚姻大事也不可久拖不决。母亲没有看到他结婚成家，这个遗憾不能再留给父亲。正是在这次回国期间，他和蒋英在上海结了婚。

第三篇　中国“蘑菇云”的制造者 　　第一章　核研制的科学家们 　　钱学森——“人民满意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1950年8月29日，世界顶级火箭研究专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拿到了从洛杉矶返回中国的船票。 　　但就在第二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钱学森被美国扣留。 　　扣留他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而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却是洛杉矶海关。移民局交给钱学森的文件说：“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其中的意蕴非同寻常。 　　洛杉矶海关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涉及美国机密技术的情报。涉密的有草图、笔记和照片等，总计近八百公斤。他们解释说，联邦调查局之所以扣留钱学森，是因为他企图将这些机密偷运回国，并暗示钱学森是一名新中国的红色间谍，而丝毫不提及钱学森此前已将全部行李交洛杉矶海关查验过。 　　其实，此番扣留与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贝尔的一番话有关。 　　出于礼貌，钱学森回国前，曾打电话告知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贝尔。金贝尔接完钱学森的电话，当即给美国移民局打了一个电话，口气异乎寻常地强硬：“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一个人都值三到五个师。”金贝尔之所以不愿意放钱学森回国，并拿钱学森和一支部队相提并论，一方面是他深知钱学森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已处于敌对状态。放钱学森回国，无异于放虎归山，陡增敌方的力量。美国军方高层深知其中的利害。 　　那么，钱学森为什么要给金贝尔打电话呢？ 　　时间回溯到1947年2月，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推荐他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 　　到麻省理工学院不久，钱学森收到母亲去世的来信。他决定回国探望并安慰悲痛中的父亲。再说他离家已长达12个年头，怎么说也应该回国一次。另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这一年他36岁，女友蒋英27岁。虽然各有事业，但婚姻大事也不可久拖不决。母亲没有看到他结婚成家，这个遗憾不能再留给父亲。正是在这次回国期间，他和蒋英在上海结了婚。 　　这次回国，他曾准备留在国内。但国内正处战乱中，政府黑暗，民不聊生，根本没有搞科学研究的环境。他只得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美国。即使交通大学聘请他担任校长，他也没有丝毫犹豫。 　　冯·卡门回忆说：“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两年左右后，钱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课程的戈达德教授以及丹尼尔和弗罗伦斯·古根汉姆喷气推进中心的领导人。 　　“这时，在美国，以麦卡锡为首的一群人，开始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全面追查。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素有维护许多奇特的、独立的科学家名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注意。凡是于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生活过的人，都有被视为有变成40年代中不可靠分子的可能性。 　　“一天，怀疑落到了钱的身上。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时要他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槐因包姆（又译威因鲍姆—引者）的化学（助理）研究员，此人曾在一起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同他有过一般交往，为他介绍过职业，还曾去过他家欣赏古典音乐。” 　　当然，事情并不像冯·卡门教授叙述的那么简单。麦卡锡分子认为，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生活过的人，都是危险分子。而钱学森入学加州理工学院的时间，就在1936年。第二年秋天，钱学森与具有火箭研究、音乐、政治等共同兴趣的同学Ｆ．Ｊ．马林纳结为好友。正是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与该小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西德尼·威因鲍姆有了交往。但时间不长，也就是在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的不少成员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也有人转向军事研究。至此，这个小组也就解散了。 　　麦卡锡分子要追查的，就是这件事。他们逼钱学森揭发朋友，被钱学森断然拒绝了。由此，在1950年7月间，美国军事部门吊销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冯·卡门说：“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的证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他感情激动地说，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居留美国。杜布里奇……建议他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但是，钱并不想提出申诉，因为他感到，正像他的许多朋友遭遇到的那样，在当时的气氛下，一个异邦的中国教授不会有多大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何况钱又是那么骄傲，他并不认为，他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为此，“钱会见过丹尼尔·金贝尔。金贝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在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告诉金贝尔，如果不恢复他的证书，那他就打算回中国去。但是毫无结果。这样，钱就定下决心，打电话给这位次长，说他已经准备动身了。 　　“金贝尔十分激动，随即通知了移民局。事后，他私下对别人说，这是因为怕钱回到中国使共产党人得到美国喷气推进研究的军事机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移民当局强制钱学森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度过了屈辱的15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以及留美中国同学的多方努力，并交纳15000美元保释金，钱学森才获准保释。但此后，他在美国的生活已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他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 　　钱学森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他就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一旦有机会，他决定随时离开美国。 　　1950年10月，美国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称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分子。并说在1947年返回美国，接受了某种秘密使命，因而是非法入境美国。移民局官员甚至威胁说，如果钱学森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要判处他犯有伪证罪。就这样，钱学森被美国当局滞留了长达五年时间。 　　冯·卡门教授很清楚：“拘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 　　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美双方终于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第三天，即8月4日，钱学森就接到了移民局的通知，对他的管制令撤销，他可以自由离境了。 　　后来，周总理就此事曾说过如下的话：“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会谈也非常值得。” 　　实际上，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曾通过英国外交官传话，愿意与中方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政府放他们回国。这些人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作为回应，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要求美国准许中国在美的侨民以及中国留美人员，其中包括钱学森回国。此前，中国政府曾就美方扣留钱学森一事发表过抗议声明。 　　然而，中方的双赢考虑却被美方拒绝。 　　直至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谈判仍无实质进展。为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沟通渠道不致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秘密的领事级会谈。为了表示中方的诚意，中国还释放了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可中国的善意，仍没能打动美国。在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回国的这个关键问题上，尽管中美双方有过十多次接触，可美国代表约翰逊总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拒绝让步。 　　正在此时，一封信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这封信是由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的陈叔通，在接到信的当天火速转交周总理的。写信人是钱学森。他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和蒋英经过精心策划寄出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相携出门。两个美国特工尾随跟上。他们走进一家咖啡厅，要了咖啡、点心，摆明要消磨一段时间。特工也在邻桌坐下。钱学森端起咖啡品了品，又慢慢放下，他对坐在对面的夫人说，要去趟卫生间。特工当然听清了两人的对话，钱学森起身时，他们稳坐未动。钱学森悄悄走出咖啡厅，将寄给比利时亲戚的信投进了邮筒。为了避开可能的检查，钱学森将用香烟纸写给陈叔通的信，夹进了给亲戚的大信中。 　　周总理接信后，当即做出了周密部署。外交部火速将这封信转到了正在日内瓦的王炳南手中，并指示王：“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可当王炳南再次提起钱学森的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求归国。在钱本人没有提出此项要求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为了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强迫命令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此时，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回国的信件：“请先生好好看看，这封信里都说了些什么。他和先生所说正好相反！请美国政府兑现自己的诺言。请先生不要忘记，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回国的请求依然受到阻挠。” 　　在铁的事实面前，约翰逊无言以对。至此，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 　　在评论说，钱学森回国效力，致命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20年。也许这样的评价，有故作惊人之语的成分，但钱学森的归来促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把导弹研制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带着妻子蒋英及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 　　当时，没能到码头上送行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第一时间会见了他。钱学森在广州参观了新中国建设成就展之后，便在专人陪同下，一路北上，先抵达故乡杭州，继而到出生地上海，与阔别多年的家人、亲友温馨相会。此后又继续北上，抵达此行的终点站北京。 　　到北京的第二天，钱学森便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他激动地大声喊道：“我们终于回来了！”游子历尽险阻终于归家，欢乐与苦难，光荣与屈辱，关爱与拘押，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强烈地撞击着钱学森的心灵，使他止不住悲喜交加。 　　不久，周总理在中南海为他们夫妇接风洗尘。1955年12月，钱学森应周总理邀请，在中南海作了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应邀出席了毛主席举办的宴会。 　　1956年1月5日，中科院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所长，一直到70年代。 　　从钱学森踏进国门到力学研究所成立，还不满三个月，可见速度之快。 　　而之前钱学森哈尔滨之行，对此有着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 1955年11月25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专门从北京飞回哈尔滨。 钱学森回忆说：“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说今天晚上你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要会见你，那我去了。（谈话中）陈赓大将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多年以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与钱学森谈话的。 12月下旬，钱学森从东北回到北京。不几天，他就在陈赓陪同下，会见了彭德怀。一见面，彭德怀没有丝毫寒暄、客套，直奔主题：“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他问钱学森：“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彭德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足见导弹在他心中的分量。 钱学森回答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设备，目前我无法提供一个准确数字，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估算，才能有结论。要开展工作，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必要的地面试验设备，专业的工厂，可靠的原材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至于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制订计划，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一些，有5年时间，应能见成效。” 彭德怀又饶有兴趣地向钱学森请教了一些火箭的技术知识，并建议陈赓：“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艺儿。钱先生是美国军方称赞的火箭专家，你安排钱先生给部队的高级干部讲讲课，也让大家开开眼界。” 于是，由陈赓亲自安排，1956年元月，钱学森连续三天，在北京总政排演场，给解放军的将帅们作火箭技术的讲演。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当起了学生。仅从此事就可看出，军队对高技术武器充满渴望。 1956年2月初的一个周末下午，叶剑英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陶铸作陪，谈话的主题仍是火箭。餐毕，叶剑英带着钱学森驱车到三座门，去见周总理。叶帅和总理交谈了几句，总理便招呼钱学森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1956年2月17日，由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便送到了总理办公室。《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一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开列了一批拟调进的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庄逢甘、胡海昌等。 1956年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为委员。 1956年10月8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正式成立。此前的1956年7月，导弹管理局已经成立。到导弹研究院成立，导弹的研究、管理、生产（由航空委负责）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 通常情况下，职位是先副后正，可钱学森却是先正后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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