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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如何科学研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进而得出准确结论，是政界、学界和业界都关注的研究课题。
《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研究（1990—2010）》考察了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的思想渊源与流变，以战争岁月、日常时期和重大突发事件三个维度，选取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克林顿性丑闻和“911”事件四个案例，考察二者关系，并从政治、经济和新闻传媒本身三个角度剖析原因，进行合理性评价，最后得出结论：1990－2010年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既非对手关系，亦非合作关系，而是“疏离与协同”的关系——既保持一定距离，又同向同行。

作者简介

叶再春文学博士，主任记者。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第十六届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编辑一部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闻法制、理论宣传等，发表各类文章300多篇。

目　　录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源与流
第二章战争岁月的新闻传媒与政府——以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
第三章　日常时期的新闻传媒与政府——以克林顿性丑闻为例
第四章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新闻传媒与政府——以“911”事件为例
第五章　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审视：政治、经济及新闻的视角
第六章　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之合理性评价
第七章　1990－2010年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
附录
译名对照表
后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总体看，1990—2010年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呈现出“疏离与协同”的关系。
所谓疏离，是指新闻传媒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各自从他者的角度看待对方。疏离关系既不等同于对手关系，也不等同于密切合作关系。因为对手关系，要求双方分别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在敌人式思维的指引下采取行动，攻击对方，保护自己；因为密切合作关系，要求双方结成共同体，具备同样的目标，采取一致的行动，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所谓协同，是指新闻传媒与政府保持行为一致，同向同行。协同关系显然不是对手关系，但也与密切合作关系不同。密切合作关系强调在同一个目标下分工合作，为实现目标共同努力;而协同关系强调的是协助，双方不一定具有共同的行动目标，更不会共同商讨、制定一个行动目标。形象地说，密切合作关系是“同心同行”，协同关系仅仅是“同向同行”。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新闻传媒与政府协同？又在什么情况下疏离呢?
根据前六章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当面临国家大事之关键时刻，新闻传媒与政府协同；当发生非国家大事或国家大事中的非关键时刻，新闻传媒与政府保持疏离关系。
这里所说的“国家大事”，是指事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事情，比如战争以及类似“9·11”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等突发事件；而“关键时刻”是指在国家大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紧要时刻。以战争为例，一般可分为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时间段。就战争本身来说，战前和战中都是重要阶段。战中的极端重要性，自毋庸赘言，稍有差池便人命关天;战前的重要性在于，此时战斗虽未打响，但战争的双方或多方都要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积极准备，政治、经济、军事、舆论等方面一个都不能少。
在第二章，本书分别研究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在海湾战争开始以前，虽然《纽约时报》等少数新闻机构发表了与政府不相同的意见，但多数新闻传媒，尤其是电视网非但没有反对，反而大加赞赏。即便发表不同意见，新闻传媒也相当谨慎、“收敛”。战斗打响后，虽然政府明显加强了对新闻报道的管控，但新闻传媒对政府的批评、对战争的负面报道少之又少。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于政府先后两次的战前舆论动员，新闻传媒的主流态度和总体倾向是支持。以第二次舆论动员为例，虽然有《纽约时报》等部分新闻机构表达了不同意见，但多数新闻机构的态度是支持政府发动战争。在美国六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今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中，四家支持政府，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两家持异议，仅占三分之一。更有甚者，持有异议的新闻传媒（《纽约时报》等）尽管发表了不同意见，但同时发表了强烈支持政府的文章。战前制定的《伊拉克战争期间嵌入美军的记者的战地规则》明确列举了“可以报道”和“禁止报道”的事项，指出一般情况下不进行安全评估，但是在战斗打响后，在新闻报道实际中，多数新闻机构——包括战前反战的《纽约时报》——自觉地站到了政府一边。

总体看，1990—2010年美国新闻传媒与政府呈现出“疏离与协同”的关系。  
所谓疏离，是指新闻传媒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各自从他者的角度看待对方。疏离关系既不等同于对手关系，也不等同于密切合作关系。因为对手关系，要求双方分别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在敌人式思维的指引下采取行动，攻击对方，保护自己；因为密切合作关系，要求双方结成共同体，具备同样的目标，采取一致的行动，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所谓协同，是指新闻传媒与政府保持行为一致，同向同行。协同关系显然不是对手关系，但也与密切合作关系不同。密切合作关系强调在同一个目标下分工合作，为实现目标共同努力;而协同关系强调的是协助，双方不一定具有共同的行动目标，更不会共同商讨、制定一个行动目标。形象地说，密切合作关系是“同心同行”，协同关系仅仅是“同向同行”。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新闻传媒与政府协同？又在什么情况下疏离呢?  
根据前六章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当面临国家大事之关键时刻，新闻传媒与政府协同；当发生非国家大事或国家大事中的非关键时刻，新闻传媒与政府保持疏离关系。  
这里所说的“国家大事”，是指事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事情，比如战争以及类似“9·11”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等突发事件；而“关键时刻”是指在国家大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紧要时刻。以战争为例，一般可分为战前、战中和战后三个时间段。就战争本身来说，战前和战中都是重要阶段。战中的极端重要性，自毋庸赘言，稍有差池便人命关天;战前的重要性在于，此时战斗虽未打响，但战争的双方或多方都要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积极准备，政治、经济、军事、舆论等方面一个都不能少。  
在第二章，本书分别研究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传媒与政府关系。在海湾战争开始以前，虽然《纽约时报》等少数新闻机构发表了与政府不相同的意见，但多数新闻传媒，尤其是电视网非但没有反对，反而大加赞赏。即便发表不同意见，新闻传媒也相当谨慎、“收敛”。战斗打响后，虽然政府明显加强了对新闻报道的管控，但新闻传媒对政府的批评、对战争的负面报道少之又少。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于政府先后两次的战前舆论动员，新闻传媒的主流态度和总体倾向是支持。以第二次舆论动员为例，虽然有《纽约时报》等部分新闻机构表达了不同意见，但多数新闻机构的态度是支持政府发动战争。在美国六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今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中，四家支持政府，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两家持异议，仅占三分之一。更有甚者，持有异议的新闻传媒（《纽约时报》等）尽管发表了不同意见，但同时发表了强烈支持政府的文章。战前制定的《伊拉克战争期间嵌入美军的记者的战地规则》明确列举了“可以报道”和“禁止报道”的事项，指出一般情况下不进行安全评估，但是在战斗打响后，在新闻报道实际中，多数新闻机构——包括战前反战的《纽约时报》——自觉地站到了政府一边。  
在应对诸如“9·11”的重大事件中，新闻传媒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与政府协同，不唱反调。报纸经常在报道中使用“我们”和“他们”，前者被用以指代美国人及其盟友，后者则用来指称中东地区大量的阿拉伯人（多数为穆斯林）；CNN、NBC等电视网要么在电视屏幕上展现美国国旗，要么让记者和节目主持人在出镜时佩戴红白蓝三色胸花，Fox新闻频道更成“爱国主义啦啦队”。  
这里所说的非国家大事，是指事件本身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相关性相对较低的事件。这种事一般不关乎国家的根本利益，不牵涉人民的生死存亡，比如克林顿总统的私生活问题。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的规定，只要符合相应条件，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资格通过竞选成为美国总统。换句话说，美国总统的职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于是张三就任还是李四当选，这无关大碍，重要的是总统的职位，而不是就任这个职位的某个人。更何况克林顿性丑闻只涉及总统的私人生活，而与国家大计无关。退一步说，即便克林顿总统因此遭弹劾，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曾遭弹劾起诉。  
回望第三章，尽管克林顿政府对新闻报道强烈不满，认为总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绝大多数新闻机构并没有因此噤若寒蝉，依然我行我素地发表着有关克林顿的绯闻报道，俨然自由、独立、客观、公正的“第四种权力”。  
这里所说的国家大事中的非关键时刻，是指在国家大事中重要性地位相对较低的时刻。这种时刻不会对事物的发展方向产生根本性影响，不能对事件的成败发生决定性作用。比如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段，虽然通过总结和分析可能对未来的战争产生“前车之鉴”的作用，但对业已结束的战争而言，其影响微乎其微。不论如何，战后任何策略、行动、批评或反思都无力改变战争或输或赢的现实。  
不管是海湾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一旦战争结束，新闻传媒不但更正此前的不实新闻，发表反思战争的言论，而且通过不同渠道批评政府。最突出的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对于这场“合法性”缺失的战争本身，新闻传媒终于发出了批评的声音。《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不再像战时那样批评美军“兵力不足”、“战线过长”等战术问题，而是剑指战争的合法性。比如2003年5 月2日，《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布什用虚假的开战理由欺骗了我们》——说，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曾引用一些“情报”， 但是，这些情报是从一名研究生的论文中抄袭而来的，是虚构的。而且，美国不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返回伊拉克继续核查，充分说明了他们担心伊拉克根本不存在核武器，至少没有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传媒与政府的疏离或协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在一件事情的发展过程中都可能出现摇摆、变化。在第四章分析“9·11”事件中，我们看到，当袭击发生之时，新闻传媒与政府呈现的是疏离关系;但进入事件善后阶段，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则表现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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