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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认为，西方社会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一种是男女平权和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另一种是男性压迫女性的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前者可用在母系社会受到崇拜的女神手里拿的圣杯来象征，它带来的是和平、和谐、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后者可用父系社会推崇的武士手里掌握的剑来象征，它带来的是暴力、战争、压迫和破坏。
艾斯勒以两性关系来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可见两性关系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何其重要的意义。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又存在着怎样的两性关系模式呢？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呢？

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以鲜活的事例、个性的人物、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勾画中国历史上两性关系的实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希望展现的是两性之间的关系状态，是性别研究，而非单纯的女性研究，我们将历史上的男女两性怍为我们的考察对象，甚至还要包括那些一跨性别的、介于两性之间的人群。就让我们慢慢展开这幅两性关系的历电图卷，走进历史上那绚丽多彩的性情中国吧！

目　　录

明代帝王世系表
第一章　明代的社会背景
一、专制的社会
二、明中后期的朝政变化
三、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
四、逐利与奢靡的社会风气
五、社会思潮的流变
第二章　幽幽深宫话两性
一、皇帝的女人们
二、六宫粉黛与宫闱荒淫
三、帝后欢爱与政治斗争
四、戚戚后宫多悲凉
五、宫廷中的另一类人：宦官的家庭与性生活
六、宫闱两性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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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代的社会背景
　　一、专制的社会
建立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明太祖朱元璋，一生坎坷。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极其贫穷中度过的：在一次饥荒瘟疫中失去双亲后，开始四处流浪讨生活，给地主放过牛，进皇觉寺当过小和尚，披着破袈裟到处云游化缘。后来，他结识了一帮朋友，加入到反元的红巾军中，开始了招兵买马、四处征战的动荡生活。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368年，年届不惑的朱元璋终于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帝位。
从一个历尽艰辛的农家苦孩子到成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在登上帝位之后备感江山得之不易。以他小心谨慎的性格和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作风，又岂能高枕无忧地安卧于帝榻之上呢？就这样，太祖在其有生之年尽一切努力来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
首先就是针对那些跟随他征战四方、打下大明江山、功劳显赫、权位尊崇的功臣宿将。建国之初，明太祖就命工部铸造了铁榜《申诫公侯铁榜文》，刻上了对功臣的好几条禁令，限制他们的权力，也经常口头劝诫他们不要居功自傲，警告他们骄怠只会招来祸患。很快地，朱元璋就不满足于这样的警示了，他开始制造各种大案，对功臣宿将们进行了大肆屠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胡蓝之狱”。
“胡”是指丞相胡惟庸，与开国功臣李善长同是淮西人，在李善长之后做了丞相，结成胡党，恃权而骄。太祖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就在洪武十三年（1380）下令逮捕胡惟庸，以“擅权枉法”之罪将其处死，结果牵连进去被杀的官僚贵族达到万余人，各地互有仇隙的人相互诬陷，只要一说是胡惟庸派系之人，就立刻抓进大狱。“蓝”是指大将军蓝玉，是开国勋将常遇春的内弟，屡立战功，居功自傲，太祖也将蓝玉及其亲党一并逮捕处死，又以“蓝党”罪名株连残杀一万五千余人。至洪武末年时，开国文臣宿将已经所剩无几了。
太祖不仅大肆杀戮文臣武将，制造政治上严苛残酷的氛围，还采取一系列政治举措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他觉得丞相的权力始终是皇权的威胁，就干脆下令废除了丞相制度，以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门来分任朝政，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还专门设立了“锦衣卫”，负责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对于捕风捉影之事，也可向皇上奏闻，使得大小官吏的言行举动无一不在太祖掌控之中。
　太祖还制定了一种称为“廷杖”的刑罚，就是在皇宫的殿廷上对进谏触怒龙颜或有过失的大臣进行杖责，以提高皇帝的威权。这在以前的朝代是很少出现过的，古代先贤说“礼贤下士”，“刑不上大夫”，就是说要尊敬士大夫，即使贵为天子，也应该对士人以礼相待。但是朱元璋却不顾此道，对文臣廷上施刑，甚至有不少大臣在廷上被杖击致死。

第一章 明代的社会背景 　　一、专制的社会 建立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明太祖朱元璋，一生坎坷。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极其贫穷中度过的：在一次饥荒瘟疫中失去双亲后，开始四处流浪讨生活，给地主放过牛，进皇觉寺当过小和尚，披着破袈裟到处云游化缘。后来，他结识了一帮朋友，加入到反元的红巾军中，开始了招兵买马、四处征战的动荡生活。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368年，年届不惑的朱元璋终于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帝位。 从一个历尽艰辛的农家苦孩子到成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在登上帝位之后备感江山得之不易。以他小心谨慎的性格和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作风，又岂能高枕无忧地安卧于帝榻之上呢？就这样，太祖在其有生之年尽一切努力来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 首先就是针对那些跟随他征战四方、打下大明江山、功劳显赫、权位尊崇的功臣宿将。建国之初，明太祖就命工部铸造了铁榜《申诫公侯铁榜文》，刻上了对功臣的好几条禁令，限制他们的权力，也经常口头劝诫他们不要居功自傲，警告他们骄怠只会招来祸患。很快地，朱元璋就不满足于这样的警示了，他开始制造各种大案，对功臣宿将们进行了大肆屠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胡蓝之狱”。 “胡”是指丞相胡惟庸，与开国功臣李善长同是淮西人，在李善长之后做了丞相，结成胡党，恃权而骄。太祖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就在洪武十三年（1380）下令逮捕胡惟庸，以“擅权枉法”之罪将其处死，结果牵连进去被杀的官僚贵族达到万余人，各地互有仇隙的人相互诬陷，只要一说是胡惟庸派系之人，就立刻抓进大狱。“蓝”是指大将军蓝玉，是开国勋将常遇春的内弟，屡立战功，居功自傲，太祖也将蓝玉及其亲党一并逮捕处死，又以“蓝党”罪名株连残杀一万五千余人。至洪武末年时，开国文臣宿将已经所剩无几了。 太祖不仅大肆杀戮文臣武将，制造政治上严苛残酷的氛围，还采取一系列政治举措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他觉得丞相的权力始终是皇权的威胁，就干脆下令废除了丞相制度，以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部门来分任朝政，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还专门设立了“锦衣卫”，负责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对于捕风捉影之事，也可向皇上奏闻，使得大小官吏的言行举动无一不在太祖掌控之中。 　 太祖还制定了一种称为“廷杖”的刑罚，就是在皇宫的殿廷上对进谏触怒龙颜或有过失的大臣进行杖责，以提高皇帝的威权。这在以前的朝代是很少出现过的，古代先贤说“礼贤下士”，“刑不上大夫”，就是说要尊敬士大夫，即使贵为天子，也应该对士人以礼相待。但是朱元璋却不顾此道，对文臣廷上施刑，甚至有不少大臣在廷上被杖击致死。 太祖还屡兴文字狱，对士人的文化活动实行高压管制，经常牵强附会，株连杀戮。如当时的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其中写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句，德安府训导吴宪为本府长官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本都是歌功颂德之祝词，但是太祖认为“光”是暗指“光头”，“则”即“贼”，“道”是“盗”，“青门”则意指和尚庙，认为这些句子是讽刺他当过盗贼，做过和尚，就将他们都处死了。明初，这种荒唐而残酷的文字狱很多，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无辜被杀，也使明初的政治氛围和思想文化氛围极其压抑沉闷。 明太祖刚猛治国的策略保证了明建国初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重建，但是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保证皇权不致旁落。明初诸帝都努力遵循太祖皇帝的祖训，巩固皇权的专制，建立其个人对于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帝国的全面控制。 随着明王朝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明初统治者还大力提倡儒学，目的在于用传统的伦理纲常，用程朱理学来教化天下，重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井然有序的道德秩序。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压使得这一时期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相当沉寂。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出来做官，而被朝廷召用出仕的那些学者文士，大多屈服于皇权的淫威，循规蹈矩，思想保守。明成祖时，曾集中一批文学儒臣，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些儒臣怕言语不慎惹来杀身之祸，全都抄袭前人旧说，汇集成书，交稿了事，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严厉批评说，当时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花费了国家那么多钱，结果却只是将已有之书誊抄一下，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真是学风荒废。其实有何可怪，这种学术风气是明初残酷高压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二、明中后期的朝政变化 明初诸帝施行的加强皇权专制的政治举措到了明代中后期，就开始发生了各种形态各异的变化。取消丞相制度，皇帝们事必躬亲，根本无法应付繁冗的政务，于是，内阁应运而生，皇帝变得越来越依赖内阁学士来处理政事。与此同时，明代皇帝们又开始亲近重用宦官，于是阁臣与宦官交替专权，在明中后期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常态。 明中后期的皇帝们也大多不热衷朝政，而且好几个皇帝都可以说是个性另类、行为荒诞。如那个生性放荡不羁的风流天子明武宗朱厚照，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只愿寻欢作乐、纵情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年仅三十而终。武宗死后无嗣，由他弟弟朱厚熄继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他迷恋道家仙术，整日在宫中焚香祈福，二十多年不上朝，还有那个三十年不上朝，不与群臣论政务的明神宗朱翊钧；又有喜欢建造房屋，热衷于木工、油漆工艺的明熹宗，荒诞无知，让大太监魏忠贤擅权乱政。 明代中后期的朝政比起明初而言，确实显得更为混乱，没有纲纪，但是也变得更为宽松，不同于明初的刚猛严苛。而与明代政治演变同时，整个社会的世态物情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三、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 　 明初以来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状态的农业经济至明中后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粮食的产量和种类都比明初有了较大的提高。我们今天常常吃到的玉米、红薯这些农作物，就是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作为粮食新品种从美洲传人中国的。粮食产量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15世纪以来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的压力。 明中期以后，农村里的地主、自耕农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不再仅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开始把生产的农作物或手工劳动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松江、太仓一带，乡村的农户都大量种植棉花，再纺织成棉布，拿到市场上去交易。根据当地人的记载，这里的人种植棉花与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的面积差不多了，乡村中的妇女们忙于纺织，甚至通宵不睡加工棉布，一到清晨，就抱着棉布去市场贩卖，以营生资。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也都在种植粮谷之外，还种植果树花草，特别是种植荔枝、桂圆、橄榄等水果，四处去贩卖。 明朝中后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推动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达到了一个高潮。 明代嘉靖、万历时人张瀚曾在《松窗梦语》中对当时国内的商业状况作了概括性的介绍，他描述当时商人的足迹，北至塞外，南至两粤云贵，东至齐鲁闽越，西至巴蜀汉中，“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还有个徽州商人黄汴，总结了自己及其父兄朋友多年经商的经验，专门撰写了一部介绍当时商人经商路线的书，即《一统路途图记》，其中介绍的商路遍布于全国各地。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一些较为著名的集市场地，其中所集散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且很多商品都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地区，在一个集市中常常云集着来自南北各地的商人，就是时人所说的“商贾辐辏，货物毕集”。这说明一种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已经逐渐形成。 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很多明初荒凉的小村庄发展成为繁华的城镇，从只有零星的数十户人家到居住着千百家人户。比如天津，以前只是一片荒芜的海滩，明正德时便已“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在江浙一带，这样发展起来的城镇更多。在一些大城市中，商人和商铺的数量相当惊人。根据当时人统计，万历年间北京城的铺户，单坐贾就有四万户左右。城镇的兴盛也刺激了服务业、娱乐业的发展，酒肆饭馆、茶楼戏园、挑夫轿夫、船娘歌妓，仿佛一夜之间就遍布在这些城镇的各个角落。 商业的发展还刺激了市民文化的极大繁荣，明中叶以后，出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除了有模仿《三国演义》的各种白话长篇历史小说，还出现了著名的魔幻小说《西游记》，讽刺了现实社会的丑恶；还有反映社会巨变与男女情感纠葛的《金瓶梅》以及大量描写两性情欲的情色小说。除了通俗小说，还有戏曲、民歌、舞蹈等等，这些艺术作品中都包含了大量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写，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生活现实的不满，纠结着他们的物质、情感需求和人生理想。 　　四、逐利与奢靡的社会风气 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与财富利润的诱惑，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业社会中重农轻商、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开始面临挑战。在当时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很多地方的人已经“鲜务农耕，多商于远”，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都逐渐形成了一种“锱铢共竞”、争相逐利的风气。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拜金主义者，将金钱看得至高无上。时人朱载堉作有《山坡羊•钱是好汉》一首，其中有一句这样写道： 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叭有钱，打手势好看。 虽然充满嘲讽的意味，却活脱脱得展现出当时社会上竞相追逐金钱的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使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社会现实让人们感觉到，只要有钱，无才无能的人可以做官，忠良贤才却得不到录用；杀人放火也可以不用伏法，赌博逛妓院之风大盛。社会地位的评判标准也开始出现了有钱就尊贵的倾向，即使身份是地主士绅，没有钱也会受人冷落，以致有“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的说法。所以很多士大夫也开始竞相营产谋利，时人记载，在正德、嘉靖以前，文人士子都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相尚，以科考入仕、讲学授徒为正途，但是到正德、嘉靖以后，士大夫们也纷纷求田问舍，营声利、挟娼优，风尚一时大变。 随着拜金主义的流行，社会上也不再以明初时提倡的勤俭质朴为美德，而改为追求豪华、享乐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处处夸富斗富，在社会上引起一种奢侈的风气。明初，社会经济尚在恢复发展之初，太祖又历经生计的艰辛，故知物力艰难，特别提倡节俭，也常以此教导官僚、百姓，因此，当时的世风尚且淳朴俭素。《明史》中曾记载，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归乡后，太祖曾派使臣悄悄前去观察吴琳的举动。使臣到了吴琳居住的乡村中，见到一个老农坐在一条小板凳上，在稻田中干着农活，衣着朴素。使臣上前去问可知吴尚书住处，老农拱手回答说自己就是吴琳，令使臣感到非常吃惊。 而明中叶以后，由于去朴尚艳的风尚盛行，读书士子们也无不鲜衣华服，出门皆止步弃马，动辄乘轿，虽朝廷也屡屡下令禁革，却始终不能禁止这等风气的滋长。官僚士绅更是追求服饰时髦，生活上追求奢华的享受，宴饮时讲求美食，甚至不惜千金，互相较量，看谁的规格更高。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一般老百姓，比如当时杭州的普通人家，即使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储备的口粮，仍“不以储蓄为意”，白天奔波劳碌终日，赚来的钱晚上就用去喝酒，尽情享乐，全部挥霍掉，第二日再另作生计之虑。妇女们也开始竞相追求美艳的妆容，华服金饰，甚至模仿娼妓的姿容服饰，力求浮华艳丽，还互相攀比。 逐利和奢侈之风的盛行反映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的冲击和挑战。 　五、社会思潮的流变 　 与明代政治格局、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社会思潮的改变。明初，统治者“以理学开国”，成化、弘治以前，以程颢、程颐与朱熹为代表的正统派理学是支配文人的主导思想。理学是在两宋时期创立并开始传播的，主要是将传统儒家经典中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并上升到“天理”的高度， “存天理、灭人欲”是其根本主张。 　 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成祖朱棣继承太祖遗志，令大臣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要求它们“行之于家，用之于国”。明前期的很多思想家都相当尊奉朱熹、二程的理学思想，像明初文人薛暄就说：“自考亭（朱熹）以来，圣道已大明，大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去做就成”。意思就是说朱熹的理论已经是伟大的圣道了，后人只要照着做，完全用不着再费力气去阐述什么新思想了。这些文人在著书立说时大多抄袭程朱的旧说，没有什么新内容。用清初朱彝尊的话来说，就是“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 到明中叶，社会思潮开始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人顾炎武曾称，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这是因为明中叶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得一部分学者文人开始感受到程朱理学的压抑，起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成化、弘治年问的广东人陈献章首先开启了弃理学创心学的思想之路。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县白沙里人。白沙里濒临西江人海之江门，故明代学者称陈献章为白沙先生，其学为江门之学。他早年求学于理学名家吴与弼，半年后归家闭门读书，始终觉得虽然自己尽读宋儒之书，却总是没有什么心得，因“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洎吻合处也”，从而由读书穷理转向求之本心，提出了通过静坐而得“吾心之体”的“心学法门”，就是说不用去死读程朱理学的经典著作，只用静观自己的内心，就能明白这宇宙万物的道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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